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迷恋国外的美食，如澳洲的大龙虾、日本的三文鱼、法国的鹅肝，其实，中国人对美食的追求，从古至今就没有改变过。从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西域各民族、国家的食物就逐渐传入中国，为了区分，往往在这些“进口”食物之前加以胡字，统称为胡食。到唐朝，胡食已经从单纯的外来食物，变成了一种时尚的风尚标，贵族把吃胡食视作时尚和身份的象征，《旧唐书》中记载到：“贵人御馔，尽供胡食”。那么，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对唐朝人民的饮食文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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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食唐朝天宝年间，参加科举的士子都喜欢拉帮结派，稍微寒碜点的，就经常聚集在酒楼吃一种名曰“毕罗”的食物，好事者们就把这些人称为“楼罗”，这可不是我胡说，唐朝段成式在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记载地明明白白：“……俗语楼罗，因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此语”。那时候的楼罗，有褒义，指干练而善于办事的人，但后来这个词逐渐演变成了“喽啰”，含义也变成了痞子、混混——谁能想到，这个带有贬义的词，竟是来自唐朝的一种食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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饆饠（毕罗）这是波斯传入中原的一种食物，最初的毕罗很纯粹，就是一种有馅儿的面制点心，要用油炸，但传到了唐朝人手里，就变得五花八门了，广州司马刘恂在《岭表录》中专门记载了一种进化版的蟹黄毕罗：“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共同，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毕罗，珍美可尚。”即使今天，蟹黄依然是吃货推崇的美食，可又有几个人能像唐朝人一样，把蟹黄吃出花样儿呢？还有唐文宗年间的大将韩约，此人心理素质不好，直接导致了甘露寺计划破产，但在吃这件事上，他还是很有心得的，他发明了樱桃毕罗，据说煮熟之后，能保持樱桃的颜色不变。这烹饪技巧，恐怕当今最顶级的大厨也要自愧弗如。最有趣的是，唐末书画家刘崇龟，他一向以清俭标榜自己，招待同僚都只能吃苦荬（mǎi）毕罗，苦荬是一种野菜，同僚们一看就知道他又开始矫情、标榜自己了，于是悄悄问家里奴仆：“老刘今儿吃了什么？”奴仆说吃的泼生——类似于油泼面的食物。同僚一听，好哇，你吃油泼面，却给我们吃野菜，于是就把这件事到处宣扬，一时间成为了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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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饼胡饼也是唐朝很普遍的一种食物，以白面制成，没有馅儿，上面撒芝麻，类似于今天的芝麻烧饼。大诗人白居易担任忠州刺史时，就曾模仿长安城中卖饼的店铺自制胡饼，还寄给他的好友，万州刺史杨归厚，以慰思念，并作诗一首：《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忠州（重庆忠县）寄到万州（重庆万州区），现代交通方便，有高速公路，距离100公里，开车也就个把小时，但唐朝可不能开车，道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平坦顺畅，怎么着也得走上好几天，保存食物可不容易，白居易能顺利地把胡饼寄给好友，多亏了制作胡饼要加油烘烤这一工序，让胡饼能够长时间保存。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西逃路上，也多亏了保质期长的胡饼，否则这位唐明皇恐怕要饿着肚子逃到四川了：“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资治通鉴·玄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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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饼并不是唐朝才有的，书圣王羲之当年就爱吃胡饼，郗鉴听说王家儿郎各个都是俊杰，就想着去王家找个女婿，使者去到王家一看，儿郎们各个正襟危坐，只有王羲之躺在东床上啃胡饼，后来郗鉴就钦点这个吃胡饼的王羲之为女婿了，这就是“东床快婿”这个成语的由来：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世说新语·雅量》这也不是关于胡饼最早的记载，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续汉书》因为皇帝爱吃胡饼，所以整个京城都爱吃胡饼了，真的是胡饼好吃吗？非也，上行下效罢了。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汉灵帝时期的朝政有多么昏聩，以至于到桓灵二帝，汉朝400年江山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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