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方学”视域下的古老东方形象
当萨义德界定“东方学”的含义时,他认为这几种含义是相互联系的。首先,东方学是一种作为学术研究的学科,在学术机构中研究这一学科的人通常被称为“东方学家”(Orientalist),但由于“东方学”这一称呼所具有的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现代专家更多将其改称为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或者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第二,“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思维方式是以东方和西方两者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作为基础的。第三,则是从历史和物质的角度来界定的“东方学”,是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和仲裁,是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的机制,在这一意义下,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当然,萨义德表示,“东方”是作为一个被界定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被虚构的名词;东方的形象当然不完全出自于想象,相反,“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作为物质文明的构成部分,“东方”长期提供了关于茶、糖、丝绸、香料、白银等物品的来源,通过沟通、贸易、征服或者殖民的方式构成了欧洲本身的一部分,并因此形成了需要理解和解释的诉求;而作为欧洲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则更为复杂,在这一情况下,东方是被畏惧的、被童话的、被话语建构的、作为他者而存在的。
由于萨义德对欧洲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的定位是从拿破仑入侵埃及这类事件开始进行讨论的,因此这种“东方学”是具有实用的政治甚至是军事意义的,是殖民者试图对殖民地文化从历史角度进行阐释的一种努力。萨义德认为,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是现代东方学开始的时期,社会背景的基调是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这一次入侵集中体现了占有文化和科学优势的西方对东方的掠夺行为,而这一远征产生的作品集《埃及志》则以资料和学术的形式参与到现代东方学研究的开端。拿破仑时代是现代东方学的开端,而这个开端确是出于错误目的的:在拿破仑的埃及计划中,东方的专业知识直接被用于殖民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学的自信心登峰造极,学术性的论断被认为是普遍真理,而对东方特性的理论直接被认为等同于现实世界东方人的行为。
也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为止,东方学实际上对于欧洲人而言,都是一种对于东方进行“诠释”的尝试,并且发展为一种以诠释为名的话语解读、重构和控制。为了避免对这一解释的误读,萨义德设置了三个“限定性说明”:1.东方本质上并非仅是一种观念或没有相对应的现实的人为创造物;2.东方不仅仅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观念、文化和历史不是仅仅出自想象;3.东方学的结构不是一种神话或谎言的结构,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然而西方之所以对“东方”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如果仅仅归结为殖民的政治需要,则会走向一个非理性的极端,这并不是萨义德试图说明的,在这里,殖民的政治背景只是东方学产生的客观政治背景。对于西方而言,对东方的阅读、研究、理解和界定,仿佛是一种不可自制的趋势;而这种认知的兴趣导致了对东方的虚构,即“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虚构”,在这种捕捉“东方”概念的框架中,空间通过诗学的方式产生情感和理智,并从而生产出“意义”,东方从一个与西方毫不相干、地域差别遥远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可以理解和想象的存在。与此同时,萨义德也不得不追溯这种殖民氛围下的实用主义“东方学”的渊源——即殖民发生之前欧洲对东方形象的好奇、研究和描述。他提到雷蒙·史华伯的《东方的复兴》,书中“盛行着仰慕东方器物的风尚”[2]75,但萨义德将这种欧洲对东方的强烈兴趣和仰慕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对古希腊、拉丁文这类古代经典文化所爆发的热情的东方转移。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东方具有与古希腊、拉丁文同样古老、悠久并且璀璨的文明,因此文艺复兴对东方的热情与他们对来自希腊的古老文明的热情是不相上下的。萨义德不得不承认,在19世纪欧洲有相当数量的重要作家都是“东方的狂热爱好者”,他们对东方的态度被基尔南称为“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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