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崇古”历史观与“东方学”历史观下的文化形象构建

“崇古”历史观与“东方学”历史观下的文化形象构建
赵雪媛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当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东方”是作为一个被界定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被虚构的名词的时候,他实际上采用了一种元史学意义的、文本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将“东方学”作为一种带有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的研究思维方式来定义。在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学”历史观中,欧洲人倾向于将东方的历史作为浪漫主义想象文本进行构建,虽然不在任何层面上认为或者承认东方高于西方,却可以通过解剖的形式从东方的历史中提取出“古老的有效成分”,作为针对近现代欧洲社会病态状况的对症良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记载、研究和运用的思维中,同样存在一种“崇古”的历史观,中国的史学文本在构建历史文化形象的时候,同样具有一种将历史浪漫化、文学化的倾向,并且采用“厚古薄今”的方式,以历史文本作为当下社会病症的解药,但这种历史观下形成的东方形象与“东方学”视域下的东方形象有所不同。通过对比欧洲的“东方学”与中国的“崇古”这两种近似又不同的历史观,可以看出这两种历史观分别如何构建东方的历史文化形象,并且最终形成怎样的“历史的东方”的差异,以及隐藏在这些差异背后深刻的文化历史观的区别。
 概念|“崇古”历史观与“东方学”历史观下的文化形象构建
文章插图
关键词:萨义德;崇古;东方学;历史观;文化形象
一、两个“东方”
在《东方学》的开篇,萨义德界定此书关于“东方”的概念时,将“东方”的地理概念限定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根据萨义德的解释,这是因为阿拉伯与伊斯兰“在长达千年的时期内共同代表着东方”;而与此同时,他承认在这样的限定下,印度、日本、中国以及其他的远东地区将被部分地或者完全地排除在这一概念之外。萨义德对“东方”概念的限定当然是为了论述的展开,就他自己的表述来看,即使做了这样的限定,相关的资料依然庞杂到可怕的程度;如果将印度、日本、中国这些国家也拉入讨论的范围,相关的资料必然更为冗杂,以至于最终无法筛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萨义德是一个出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流亡者”[1],而他也从不避讳自己流亡者的身份,这使得他对阿拉伯与伊斯兰地区具有一种特殊的关注视角。
在这一关注视角下,萨义德提出的“东方学”中所指的“东方”,是一个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客观存在,是一个被“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又在本书中格外浓缩为英法两国——不断研究、理解、并且重塑其历史文化形象的对象。这种研究建立在西方无可动摇的霸权态度上,具体体现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2]10。萨义德在这里将东方类比为福楼拜与埃及妓女的艳遇,这是一个充满文学艺术色彩、极为生动、却并不足够准确的比喻。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如同埃及妓女一样,她“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经历”[2]8,而作为欧洲和男性的代表,福楼拜替她说话、把她表现成这样。萨义德的观念中默认“东方”是不会发声、不可发声的,或者即使发声也不会被聆听,作为一个流亡者,萨义德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忧虑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这并不代表萨义德的忧虑便是完整的事实。事实上,当萨义德将“东方学”定义为西方文化对东方形象的想象构成这一基础概念时,实际上在定义本身中就包含了西方文化作为这一行为的主体性地位。在这一基础上,强调“东方学”这一学问体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实际上有无效的循环论证之嫌。
站在更为客观公正的角度上来看,东方——这里的东方是泛指的东方,应当包括萨义德所说的以阿拉伯与伊斯兰为代表的中东,也包括萨义德所避而不谈的远东——实际上完全具有自己的历史观,并且在自己的历史观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形象。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将“东方”资料进行精简的理由相同,这里限于篇幅的缘故,可以谈论的“东方”内容势必要更为缩小;虽然这样的选择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但至少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因此当本文提到自我发声、自我构建历史形象的“东方”时,是以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丰富的史书资料中的自我文化形象构建作为文本基础进行讨论的。正如萨义德不能也不必在书中作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本文论述的中国历史文本也无需一一罗列,而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审视。通过这两种研究“东方”的历史观下对“东方”文化形象构建的异同,可以发现两种历史观出于各自的目的,却都殊途同归地采用了将“东方”历史浪漫化、文学化、甚至范本化的态度,将古老东方的形象作为现代西方或者现代东方的“解药”。究其根源,可以发现发源于人类文明早期、在人类文明雏形时期便具有较为完善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古老东方形象”,在西方的“东方学”历史观或者中国的“崇古”历史观中,都被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浓缩象征意味的“文化原点”,成为历史纪元中的一个特殊锚点,并由此生发出两种看似相同,却实际上完全不同的东西方历史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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