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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五 )


纵然这个统计未必非常精确与合理 ， 也已足表明唐诗用数字的量大与频繁的程度 。 至于小说如《莺莺传》写张生三次情挑 ， 才与莺莺成一夕之欢；全篇写莺莺与张生再见再别而终不复见等等 ， 也自有度数 ， 表明数传统内化已到很深入的程度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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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马得绘《西厢记·送别》
第五 ， 宋元重数传统在通俗文学中模式化 。 宋元承唐之后 ， 正统诗文中重数传统虽不废流转 ， 至明清不改 ， 但仅以惯性 ， 较少新的发展 ， 下不具论 。
值得注意是宋元通俗小说、戏曲渐次兴起 ， 又逢邵雍等倡象数——数术之学 ， 江湖之士纷纷窃为游食之技艺 ， 兴起于勾栏瓦舍的说话——话本以及院本、杂剧中便多“数”论及其应用 。 《水浒传》开篇即著邵雍、陈摶两位象数学家 ， 引起金圣叹的注意 ， 更引申评曰：《易》穷则变 ， 变出一部《水浒传》来 。 ”这个话会使人摸门不着 ， 却道出当时小说自觉引入数传统的实际 。
由宋代“说三分”衍出之元代刊行的《三国志平话》 ， 最早使“三顾茅庐”等三复情节成为后世小说叙事运用频繁的模式之一；而元杂剧一本必四折 ， 极少例外 ， 也应该有剧情演出以外的原因 。
总之 ， 这是数传统在通俗文学中迅速模式化的时期 ， 至元末《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出来 ， 各种“倚数”编撰与叙事的模式和描写技巧蔚为大观 ， 形成通体联络的数理机制 ， 中国古代文学数传统的作用得以充分显示出来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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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六 ， 明清文学中数传统的深化与僵化 。 明清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后成熟与总结的时代 。 此间数的传统在诗文中仅能存续 ， 而在民歌小调中却有明显的发扬 。
小说、戏曲中数的传统承宋元模式化的趋势 ， 更注重通过各种天上人间的照应作为全部故事的框架 ， 体现作家“戏场小天地”等以天数把握文学虚构世界的创作观念 ， 其中不乏对宇宙人生意义深入的思考 ， 这在《金瓶梅》《西游记》《长生殿》《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中均有杰出的表现 。
但是 ， 群起而效仿的结果便不免陈陈相因 ， 也就走上了僵化没落之途 。 到了清末 ， 以宋元形成各种“倚数”的模式为代表的文学数传统大致消歇 ， 但其流风余韵 ， 至鲁迅小说仍有不少“三而一成”的表现[1] 。
以上六度变迁说可能只是大致接近于历史真实 ， 但是 ， 已可确认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存在 ， 显示其与时兴衰嬗变之序 ， 是由先民生活到最初的文献——文学 ， 由诗文到小说 ， 由笔记、传奇到话本、章回和戏曲 ， 从“天书”式编撰模式到成为内部化生的关键和联络的枢纽 ， 由不自觉的运用到形成多样的模式 ， 乃至细节文句之间纹理刻划 ， 数的传统随文学的演进而演进 ， 直至古典的终结 。 这是一个日渐昭显的过程 ， 却在近两千年中被忽略而归于隐晦了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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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其隐晦之故主要有二：
一是商周以降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文学数传统的神秘性越来越显得不合理 ， 即使有西汉中世的复兴 ， 后来遭王充的批评 ， 王弼注《易》对象数的扫荡 ， 进一步引起了正统儒者、文士对此一传统的怀疑乃至有意的放弃 ， 导致其在正统文学中的发展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从外部的支持而仅表现为惯性；
二是这一传统从未得到文学批评认真的关注 。 我国第一部系统文论著作刘勰《文心雕龙》虽然自身就是拟“大衍之数”编纂的书 ， 但其论文却重象不重数 ， 对数的传统避而不谈 。 这可能是受了王充等人的影响 ， 也与他“正纬”的思想有关 ， 却忽略事实 ， 多少是一个偏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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