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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四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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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延喆刊本《史记》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 ， 兴动事业 ， 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 ， 不可记已 。 自三代之兴 ， 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 ， 参以卜筮 ， 断以蓍龟 ， 不易之道也 。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 ， 亦有决疑之卜 。 ……至高祖时 ， 因秦太卜官 。 天下始定 ， 兵革未息 。 及孝惠享国日少 ， 吕后女主 ， 孝文、孝景因袭掌故 ， 未遑讲试 ， 虽父子畴官 ， 世世相传 ， 其精微深妙 ， 多所遗失 。 至今上即位 ， 博开艺能之路 ， 悉延百端之学……数年之间 ， 太卜大集 。 会上欲击匈奴 ， 西攘大宛 ， 南收百越 ， 卜筮至预见表象 ， 先图其利 。 及猛将推锋执节 ， 获胜于彼 ， 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 。 上尤加意 ， 赏赐至或数千万 。 如丘子明之属 ， 富溢贵宠 ， 倾于朝廷 。 ”
由上引可知 ， 至“今上”即汉武帝之世 ， 卜筮古法又得大行其道；此时又正独尊儒术 ，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附会为说 ， 倡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等论 ， 后有孟喜、京房等为象数之学大行于世 ， 数之传统遂坠而复振 ， 也更多具有了神秘性质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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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墓
董仲舒《春秋繁露》说“数者至十而止 ， 书者以十为终” （《天地阴阳》） ， 已明言篇籍有取天数为编撰之法的原则 。 而经师说经之余 ， 重新发现“经传篇数 ， 皆有所法”（《论衡·正说篇》） ， 以师道尊严为文献——文学编撰指示法门 。
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既是此一传统的提倡者 ， 又身体力行 ， 如法炮制 ， “倚数”编撰成一时之盛 。
今人杨希枚有《古籍神秘性编纂型式补证》一文 ， 举《春秋繁露》《淮南子》《史记》《太玄经》诸书之例 ， 论“其篇卷或句数符合神秘数字之数 ， 因而成为象征天地的一种神秘性的编撰型式”[1] ， 又举例《史记·田儋传》载“蒯通者 ， 善为长短说 ， 论战国之权变 ， 为八十一首” ， 《史记·扁鹊传》张守节《正义》提及《黄帝八十一难序》 ， 刘向《列仙传》当为七十二传 ， 等等 ， 足证西汉武帝之世为文献——文学中数传统复兴的关键时期 ， 持续至东汉未改 。 其波及辞赋与诗 ， 最明显有“七体”、《四愁诗》《五噫歌》等 ， 也许还可以提到相传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 。
第四 ， 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中数传统的泛化与内化 。 汉儒复兴古法 ， 变本加厉至于“俗传蔽惑 ， 伪书放流”（《论衡·对作篇》） ， 招致王充等人的反对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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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至三国魏王弼以老庄注《易》 ， 扫象数以倡玄论 ， 文士放诞 ， 蔑弃礼法 ， 社会生活进而诗文中见经传古法而或生厌 ， 西汉以来仿经传搭建“天书”框架的编纂之风渐以衰微 ， 但是 ， 仍有刘勰依《易经》“大衍之数五十 ， 其用四十有九”编定《文心雕龙》篇次；而文学中数传统的主流却由文献的编纂转向文学的创作 ， 由主要用为编纂的框架转向为文本内部化生之关键 ， 联络之枢纽 ， 并由诗文加速向小说等文体渗透 ， 使这一传统泛化而且内化 。 如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闲情赋》 ， 刘义庆《幽明录·新鬼觅食》、吴均《续齐续记·阳羡书生》等篇 ， 都暗以用数为篇章内部结撰的根据 ， 甚至小说中出现嗜谈“命数”“定数”的倾向 。
隋唐特别是唐代思想较为开放 ， 错综数字成为诗文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 ， 唐诗一篇之中少有不用数字者 。 据《全唐诗》 ， 李白诗1166首 ， 用一至十及百、千、万各数总计2238次 ， 篇均约1.92次；杜甫诗1482首 ， 用以上各数1875次 ， 篇均约1.27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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