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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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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换言之《周易》因数成卦进而成书 。 杨向奎说：“因有信仰而祭神……求神示乃有贞卜；贞卜有术 ， 在商则为龟甲兽骨之卜 ， 西周逐渐由贞卜而转于筮占 ， 于是易卦兴而有《周易》 ， 遂为群经之首 ， 由卜筮书转为哲理古籍 。 ”[[5]]
一般认为《易经》产生于商周之际 。 换句话说 ， 以《易经》为代表 ， 商周之际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学中数传统初始时期 。 其时文献因数而生 ， 数的传统自在其中 。 从而《易经》作为一部以神秘数字演算为基础的卜筮——哲理古籍 ， 奠定中国古代文献——文学用数的传统 。
[补说：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易》本天地 ， 故长于数 。 ” 又 ， 《汉书·律历志》：“伏牺作八卦 ， 由数起 。 ”都揭明《易经》“倚数”成文的根本性质 。 故冯友兰认为 ， 《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 。 ”]
第二 ， 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学者拟天数编纂 。 《易经》之后《易传》发生 ， 使《易经》思想包括数的观念得以阐扬；并且《易传》十篇 ， 称《十翼》 ， 本身就是依据天数毕于十的安排 。 此期《墨子·贵义》所称“（尚）书百篇” ， 取十的十倍为篇卷之数 ， 其原本也是十为全备之数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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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义证》
这种编纂原则 ， 后世董仲舒《春秋繁露》总结为“书者 ， 以十为终”（《天地阴阳》） ， 显示《尚书》《易传》编撰者已有一定自觉“倚数”编纂的意识 。
[补说：按《易传》传自战国 ， 原本应为七种 ， 犹《孟子》七篇 。 至《易纬·乾凿度》始有“十翼”之称 ， 应是汉人分《易传》七种而为“十翼” 。 但无论其原本七种或后来析成“十翼” ， 均为“倚数”意识的体现 。 ]
另外 ， 此期成书的《周礼》 ， 述周官以天地四时为序 ， 《春秋》《吕氏春秋》等以月令命名并为书之篇序 ， 各取历数为编纂依据 ， 也是有意为之 。 而最典型当推《孟子》一书 。
《孟子正义·题辞解》：“正义曰……然而篇所以七者 ， 盖天以七纪璇玑运度 ， 七政分离 ， 圣以布曜 ， 故法之也 。 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 ， 三时之日数也 。 不敢比《易》当期之数 ， 故取於三时 。 三时者 ， 成岁之要时 ， 故法之也 。 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 ， 可以行五常之道 ， 施七政之纪 ， 故法五七之数而不敢盈也已 。 ”
此说未必不有穿凿的成份 ， 但至少表明汉、唐学者对《孟子》作为“法度之言”倚数编撰的理解 ， 而“七篇”之“数”或另有可说（详后） 。 至于《九歌》《九辨》等名传自夏代 ， 却也只在此期楚辞中有仿作问世留传 。 这都是我国文献——文学数传统的典型 ， 标志我国古代“天书”体制的形成 ，
『文学』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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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晨文集》 ， 杜贵晨著 ，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版 。
但是 ， 大约数的原则一旦成为生活的教条 ， 习惯如自然也就容易失其本义；又因春秋“礼崩乐坏”的影响 ， 《礼记·郊特牲》已述周礼“其数可陈也 ， 其义难知也 。 ”《马王堆帛书·要》载孔子也说：“赞而不达于数 ， 则其为巫 ， 数而不达于德 ， 则其为史 ， ……吾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 ”可知此期文献用数编撰虽为自觉的行为 ， 却多是机械的套用 ， 从而数传统作为文献——文学内部化生之关键、联络之枢纽的作用还未尽显示出来 。
第三 ， 秦至汉武之世以迄东汉数传统的复兴 。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秦末的战乱使先秦以来文化传统几近于断裂 ， 文献——文学中数的传统也在若存若亡之间 。
秦汉之际 ， 虽然有《燕丹子》叙燕丹复仇事 ， 先求于鞠武 ， 后求于田光 ， 三求而后得荆轲 ， 而燕丹厚遇荆轲 ， 以“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 ， 盛以玉盘”三事而动其心 ， 许为入秦行刺 ， 明显遵循“三而一成”（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的旧法 ， 但汉初很长时间内 ， 这一传统未见发扬 。 《史记·龟策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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