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十二年（前168）三月，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文帝十三年（前167）五月，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吾甚自愧……《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其除肉刑。”
文帝十四年（前166）春，诏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文帝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上列诏令，应该是由文帝自作。表面的证据是，诏令中自称用“吾”，人臣草诏不敢这样。深层的证据是，皇帝下诏示以谦卑之态，说“朕既不德”、“朕甚自丑”、“朕甚自愧”云云，后世虽屡见不鲜，文帝之前其实并没有先例。既无先例，人臣草诏就不敢轻易用，以免干犯忌讳。汉帝诏令称引《五经》，也是从文帝开始的，如上举十三年诏，就引了《诗经》。汉初，黄老思想是主流，儒学地位并不尊显，诏令之中引《五经》，应属政治思想上的大事，人臣草诏是不敢这样造次的。
文帝作诏，具体是口授，还是亲笔？这不易确定，只能推测。简单浅显些的诏令，应是口授，侍御史在旁笔录。精致文雅些的诏令，可能是亲笔草拟。拟成之后，由侍御史按格式誊抄，然后加盖玺印，发送御史大夫颁下。此外，联系到当时书写不易的情形，文辞考究的诏令，不乏历经以下程序的可能：侍御史先将文帝口授的意旨笔录在简牍上，然后将简牍奉上，请文帝审定，待文帝润色完毕后，侍御史再按格式誊抄，进而送御史大夫颁下。总体来说，不论是哪种情形，诏令都由皇帝自作，御史只负责将其制作成正规的文书。
由高祖和文帝的情形来看，西汉初期，皇帝自作诏令应属常态，人臣草诏之制仍未形成，人臣负责的其实仍是“记王言”。
前辈学者受东汉以后历史的影响，觉得设专官来掌草诏，应是皇权时代始终都有的现象，于是逆推汉初的草诏之官，认为御史庶几近之。然而，说汉初由御史草诏，并无直接证据，反倒是皇帝自作诏令的例证，很容易发现。既然有这种矛盾，我们就要问个问题：什么历史条件下，人臣才可能有权“代王言”？简单来说，皇帝能让近臣草拟诏令，而自己只需授意即可，这得有个前提，即诏令怎样写，已经形成了较固定的套路，哪些话可用，哪些话不能用，能用的该怎样用，大体有一定之规。用当下流行的话讲，就是诏令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没有这个前提，人臣要“代王言”，说多了，说偏了，都是件大事。那么，汉初诏令怎样写，是否已经有了固定的套路？显然没有。话语体系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形成的，得有个过程。在话语体系没有形成之前，近臣所作的，是“记王言”而不是“代王言”，皇帝才是诏令的真正作者。
四、“代王言”与东汉人臣草诏之制的确立
相较于初期，西汉中期的诏令特点有所变化。《文心雕龙》说：“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确实，汉武帝诏令力求古雅，远离当时的口语。公孙弘任丞相时，曾上奏说：“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当时的“小吏”，能识字写字，却读不懂武帝的诏令，为什么？因为武帝诏令，喜欢引经典，用古语，要想读懂，得有经学素养。“小吏”文化素养不高，自然难以完全理解武帝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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