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臣草诏之制的完全确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简略而言，有三个方面：
第一，标志着帝国的意识形态已趋于稳定。人臣草诏之制的确立，表征着诏令的话语体系已经形成。而诏令的话语体系，反映的实质上是汉帝国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秦及汉初，儒、法之间争斗一度十分激烈。汉武帝表彰六经，奠定了汉帝国意识形态的基调。人臣草诏之制的确立表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意识形态已趋于稳定。
第二，标志着皇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诏令的话语体系一旦形成，诏令如何书写已有一定模式，文辞的组织就变得形式化。人臣草诏之制的确立，既使皇帝摆脱了连缀文辞的琐务，又保证了诏文的质量，应该说是皇帝制度的深化。同时，人臣草诏之制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又限制了皇权。如东汉，尚书郎草诏之制确立后，皇帝自作的“尺一”就遭到抵制。又如唐代，官员明言：“不经凤阁鸾台，何明为敕？”而且，唐宋还有中书舍人缴还词头，拒绝草拟的史例。显然，人臣草诏之制的确立，表明皇帝制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第三，标志着帝国体制的成熟。人臣草诏，意味着何时颁布何种诏令，已有定制；诏令如何书写，已有定规，这反映的是处理政务的熟练程度。这表明秦代建立的新政治体制，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的政治经验，到东汉中期，处理大多数事务，都有例可循，有“故事”可依。简略来说，就是帝国体制的成熟。
汉代以后，受到政治格局的影响，历朝历代的公文形态常不一致，但是，汉代奠定的人臣草诏之制，后世都在沿袭。东汉以后，诏令由人臣起草，成为各个朝代的定制，历代都设有专官来负责草拟诏文；皇帝自作诏令的现象，偶尔也能看到，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常亲自撰拟诏令，但不是常态。同时，后世诏文的体例也大都遵循了武帝奠定的基调，即草拟诏令，文辞上，要追求典雅古奥之美；内容上，凡事要寻求儒家经典上的依据。除了元代的情形比较特殊外，其余诸朝，大都如此。
东汉奠定的人臣草诏之制，经过后世的不断深化、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东汉尚书郎本为尚书台属官，而尚书台负责的事务比较繁杂，主要以文书的上呈、下达为主，草诏仅为其兼职。到曹魏之时，设秘书监、令（后改为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主作文书，则是为草诏事宜专立机构。这是人臣草诏之制的重要发展。随着中书机构的作用日益重要，到唐代，遂有三省之制：中书省负责草诏，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草诏机构遂成为行政中枢。同时，东汉尚书郎的职权，不过限于编缀文辞，而到唐代中书舍人有参议章表、处理政务的权力，其拥有的草诏之权，具有实质意义。可见，东汉虽确立了人臣草诏之制，但并不成熟。这种制度完全成熟，其实已在隋唐之时了。
【 秦汉|由“记王言”而“代王言”：战国秦汉人臣草诏制度的演生】原文刊于：《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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