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的诏令，鲜明地反映出历史上确曾有过人臣“记王言”之制。
汉高祖五年（前202）夏五月，诏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六年（前201）冬十二月，诏曰：“天下既安……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
十一年（前196）二月，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年（前195）春二月，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稀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
十二年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五条诏令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不可能拟自近臣，只能是汉高祖自作。这一点容易分辨。皇帝称“朕”，秦代已成定制，汉代承袭不变，近臣草诏，岂敢用“吾”、“我”等词？“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这话恐怕只能出自汉高祖之口。“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此语正与汉高祖的文化程度相合。其二，简单浅显，明白如话，有较鲜明的口语特征。一诏之中，时而自称“我”，时而自称“吾”，时而自称“朕”，书面语言应该不会这样。“甚亡谓也”、“吾以为亡有”、“可乎”、“可谓亡负矣”等语，好似在面对面说话，情绪溢于言表。结合这两个特点，我们觉得这些诏令，其实是由汉高祖口授，近臣在旁笔录的。
执笔记录的人，应该是侍御史。《汉旧仪》曰：“御史，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绛，给事殿中为侍御史，二人尚玺，四人治书给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领。”又《汉书·周昌传》载，赵尧为符玺御史，侍于高祖左右。
由此来看，汉初应该已经有“尚玺”和“治书”的侍御史。《汉书·陈平传》载：“高祖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于是诏御史：‘更封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寻绎此文，封陈平的诏令，很有可能就是高祖口授，（侍）御史代笔的。汉初在殿中服务的，除了侍御史，还有尚书，但汉初尚书，人数最多不过四人，职责不过在于传递文书，而且其事迹罕见于史文，甚至有人认为：“是时未有尚书。”据此而论，汉高祖口宣诏令时，执笔记录的人非侍御史莫属。“治书”的侍御史，可能就是专掌笔录的人。
西汉制书以“制诏御史”起首，始于高祖，其后沿用为固定格式。为什么要以“制诏御史”起首呢？一些学者认为原因有两点：其一，诏令要由御史草拟；其二，诏令要由御史大夫颁下。说诏令由御史大夫下发，合乎情理。但说诏令由御史草拟，是成问题的。试想，皇帝让御史草拟诏令，则诏令之辞出自御史而不是皇帝，御史岂敢直接用“制诏御史”（皇帝命令御史）来引领自拟的诏令之辞？现在来看，高祖之时，御史的职掌其实是“记王言”，而不是“代王言”，高祖才是诏令的真正作者。高祖口授诏令，御史记录在简牍之上，再由御史大夫颁下施行，如此一来，高祖诏令以“制诏御史”起首，就很正常了。
汉文帝的诏令，比起高祖诏，明显要文雅些，但也不是御史草拟。
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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