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御史和尚书，都还只是“刀笔吏”，诏令不会出自他们之手。武帝文化素养很高，有自作诏令的习惯。他每赐淮南王玺书，“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表明玺书由他自拟。武帝诏令，要论文辞最讲究者，莫过于封三王策，而策文正出自武帝之手。西汉末期的褚少孙言及策文，说：“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唐司马贞根据当时的传世文献，指出：“三王策皆武帝手制。”都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类推，武帝诏令，大约还是以他自拟为主。不过，武帝好辞章，任用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文学之士为郎，这些词臣常侍左右，可能也承担着草拟部分诏令的职责。
汉武帝的诏令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文辞，追求典雅古奥之美。一是推重五经，凡事喜欢寻求经典上的依据。这两点有着深远影响，是后世诏令的基调。有这个基调，才有人臣草诏之事。不过，这还是得有个过程。从皇帝自拟诏令，到人臣草诏之制完全确立，中间应该还有个过渡期。事实上，西汉中后期，甚至还包括东汉初，正处于这个过渡期。这一时期，皇帝自作诏令仍属常态，但有些诏令已交由近臣起草。
汉宣帝的有些诏令，由他口授，侍御史笔录。东汉胡广说：“孝宣感路温舒言，秋季后请谳。时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两位侍御史是书记官，掌“记王言”。元帝也自作诏令。元帝侍中曾评价元帝说：“元帝多材艺，善史书。……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所谓“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评价的应是元帝自作的诏令。哀帝策立董贤为大司马，用“允执其中”一语，赵翼已经指出，策文应出自哀帝之手。综括种种迹象，我们认为，西汉中后期，重要诏令还是以皇帝自作为主。
同时，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已逐渐有人臣草诏之事。《汉书·贾捐之传》载，元帝时，长安令杨兴上书说：“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由此来看，尚书令似乎偶尔代草诏令。尚书令草诏，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方面，这表明人臣草诏之制正在逐渐确立。武帝时虽有近臣草诏的情形，但草诏者不是因官而得职，人臣能不能草诏，要看他有没有文学才能，受不受皇帝赏识，和他任什么官职没有直接关系。元帝时不同，人臣能不能草诏，要看他是不是尚书令，不是尚书令就不能草诏。草诏之权在官而不在人，意味着人臣草诏之制正在逐渐形成。另一方面，这说明人臣草诏之制还未正式确立。此时由尚书令草诏，先要看他是否有文学才能，表明草诏依然具有临时差遣的味道，还未彻底成为尚书台这个机构的职责。这与重要诏令主要由皇帝自作，是一致的。
西汉中后期，皇帝口宣的诏令，由谁来笔录呢？皇帝及词臣草拟好的诏令，由谁按格式誊抄，最终制成正规的制书呢？从敦煌悬泉出土的“传信简”来看，主要还是由侍御史负责。如简（Ⅱ0214③：73）：“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闻治渠军猥候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各人，轺传二乘。”简（Ⅰ0112②：18）：“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封轺传，载从者。”两者皆系中朝臣代宣王言，由侍御史笔录并制成规范的文书。不过，随着尚书台的日渐壮大，尚书也开始染指这一事宜。《汉书·郑崇传》载，建平四年（前3），哀帝要封傅太后的堂弟傅商为侯，尚书仆射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上遂下诏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养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礼，至于成人，惠泽茂焉。……其封商为汝昌侯。”所谓“诏书案”，颜师古说：“案者，即写诏之文。”可以看出，哀帝下诏封傅商，程序是这样的：他口授诏令，尚书仆射郑崇笔录成文书。则西汉中后期尚书偶尔也负责“记王言”。这和汉初纯由侍御史负责的情形已有所区别。但始终未变的是，侍御史或尚书将皇帝的诏令制成正规的制书后，依然要交付御史大夫，由御史大夫最终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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