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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煟，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南宋知县( 二 )


用现代市场经济学来审视 ， 董煟所说出的 ， 乃是一个基本常识：市场的归市场 ， 道德的归道德 ， 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救荒本是官府的义务 ， 以道德为说辞（比如“为富不仁”之类）、以政策为准绳 ， 强迫粮商和富户低价卖粮 ， 看似是在做一件极好的事情 ， 但实际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
值得一提的是 ， 类似的洞见本该成为常识 ， 因为它早已见于《吕氏春秋》 。在其“察微篇”中 ，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国之法 ， 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 ， 有能赎之者 ， 取其金于府 。子贡赎鲁人于诸侯 ， 来而让 ， 不取其金 。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 ， 鲁人不赎人矣 。取其金 ， 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 ， 则不复赎人矣 。
大意是：鲁国出台一项政策 ， 为在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赎身 ， 可以用赎身凭据去官府报销拿钱 。孔子的弟子子贡 ， 是个很成功的商人 ， 他给奴隶赎了身 ， 却不去官府拿钱 。孔子批评了这种做法 ， 理由是：该拿的钱不拿 ， 看似品德高尚 ， 实则破坏了政策定下的契约 。有子贡这种先例在前 ， 其他人在给奴隶赎身时 ， 就难免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报销拿钱 ， 会面临遭到鄙视的道德压力；不去报销 ， 又会面临损失金钱的经济压力 。为逃离这种两难 ， 他们的选择将会是不赎人 。流落在外的鲁国奴隶的命运 ， 也就随之变得更糟 。
《吕氏春秋》里的这则孔子故事 ， 未必是真事 。但撰写这个故事的作者 ， 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将政策契约（商业契约）人为抬高至道德高度 ， 变成一种道德压力 ， 往往并不可取 ， 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 ， 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麻烦 。董煟在《救荒活民书》里反对压制粮价 ， 与孔子反对子贡不去报销 ， 本质是相似的 ， 都是基于对世情的深切洞察 。
遗憾的是 ， 此类洞察并没有随着《救荒活民书》的发行与出版（该书也呈送给了南宋朝廷） ， 而成为宋元明清时代的一种常识 。乾隆二年 ， 清廷出台了一项救灾政策：由官府为粮商的运米船指定具体的销售地点 ， 运米船经过税关时上报前往何地 ， 抵达指定地点后找当地官府盖章 ， 再拿盖了章的文件给税关核查 。户部的文件称 ， 这样做的目的 ， 是防止“奸商偷运它处 ， 漫无稽查” 。在礼部做官的方苞知道此事后 ， 深感不妥 ， 赶紧给朝廷上了一道劄子 。劄子里说：
“凡贩米客商逐贵去贱 ， 本不待教而喻 。凡米价贵贱 ， 视被灾浅深：灾浅者价贵 ， 灾深者价必尤贵 。若必限定到某处粜卖 ， 不可改移 ， 假如沿途米价更贵于所报往卖之处 ， 则此地之饥困必更甚于彼地 。客商不敢违法而擅卖 ， 贫民嗷嗷待哺 ， 必欲强买 ， 窃恐争夺抢攘之患 ， 更必丛生矣 。大凡米价腾贵之地 ， 一遇客商辏集 ， 价必稍减 。此地稍减 ， 又争往他所 。听其自便 ， 流通更速 。若价昂既不敢卖 ， 价减又不得不卖 ， 商贾用本求利 ， 必视此为畏途而观望不前 。”
大意是：粮商们追求利润 ， 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米价的贵贱 ， 又与灾情的深浅直接相关 ， 灾情轻的地方米价比平常贵 ， 灾情重的地方则尤其贵 。运米沿途出现米价更贵的地方 ， 往往也就意味着此地的灾情更严重 ， 但粮商已由官府指定卖米地点 ， 不敢违法卖米给他们；这些灾民嗷嗷待哺 ， 为求活路定要强买 ， 武力冲突必然层出不穷 。其实 ， 米价高涨之地 ， 粮商蜂拥而来后 ， 米价必然会降低 。这里粮价降低了 ， 粮商又会跑去别的地方 。官府不强行指定地点 ， 让他们自己干 ， 效果会更好 。如今的政策 ， 导致粮商在粮价上涨之地不敢卖粮 ， 在粮价下降之地不得不卖粮 。粮商们是拿着本钱去求利的 ， 如此两难之下 ， 他们的选择将会是观望不前、不再从别处买粮食运过来；灾民的状况也就会更惨 。
方苞的意见未被采纳 ， 后续发生的事情则如其所料 。乾隆三年十月 ， 苏州织造海保上奏称 ， 朝廷的政策公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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