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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亲历疫情后，为什么这对医生夫妻力劝流产妇女留下孩子


来源：界面新闻 采访人员：赵孟
3月17日 ， 杨婷一天做了7台手术 。 这是她近一周来的工作常态 ， 她做的一半的手术都是人流 ， 比平时翻了一倍多 。
杨婷是湖北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 。 半个月前 ， 她结束了新冠肺炎疫情诊治工作 ， 隔离期过后 ， 她又投入到医院常规门诊恢复的工作中 。 人流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手术 ， 但这确是疫情高峰过后 ， 妇产医生不得不面临的“善后”工作之一 。
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 ， 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规定 ， “双职工”夫妻可以不必两人都去“抗疫”一线 。 但她和丈夫的工作单位分属不同市辖 ， 即便夫妻二人都不是流行病学专业 ， 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陌生的一线岗位 。
疫情爆发后 ， 无数像杨婷和黄波这样的非传染病专业医生 ， 加入到疫情防控的一线 。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 ， 而是掺杂着畏惧和使命的艰难抉择的过程 。 “我只是在承担岗位职责 ， 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 。 ”
疫情流行高峰已过 ， 这段并不算长的“抗疫”之路 ， 给他们带来的震荡却仍在持续 。 比如 ， 面对那些要求引产的孕妇 ， 她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 。
『传染病』亲历疫情后，为什么这对医生夫妻力劝流产妇女留下孩子
本文插图

抉择 2020年1月中旬 ， 杨婷在新闻上看到武汉有人感染一种冠状病毒肺炎 ， 出于职业的敏感 ， 她感到担忧 ， “非典也是冠状病毒 ， 这个病毒很狡猾” 。
临近年底 ， 在武汉工作的当地人陆续回家过年 ， 有些孕妇来医院分娩或者看病 ， 时不时伴有咳嗽症状 。 杨婷有些警觉 ， 早早给自己戴上了口罩 。
杨婷的敏锐有其原因 。 成为妇产科医生前 ， 她曾在内科有过短暂的传染病工作经历 。 小时候 ， 杨婷最喜欢的一位叔叔（其父亲的弟弟）罹患出血热去世 ， 她当时只有四五岁 ， 但清晰地记得叔叔的遗体躺在家里的样子 ， “好像睡着了” 。 但父亲告诉他 ， 年仅22岁叔叔已经死了 。
杨婷家有三兄妹 ， 父亲是一名村医 ， 经常无暇顾及孩子们 ， 叔叔便带着她跟一群堂兄妹们玩 ， 肚子饿了就在叔叔家吃饭 。 桃子成熟的季节 ， 叔叔经常摘满一筐桃子送到她家里来 。 叔叔患病后 ， 一直住在他家里治疗 。 她听父亲说 ， 这是一种传染病 ， 病人用过的东西不能碰 ， 吃饭的碗筷要分开 ， “好像一得这个病 ， 再亲的人都有距离了” 。
她暗暗发誓 ， 长大后要学医 ， 并且要研究传染病 。 大学毕业那年 ， 她如愿进入一家医院大内科传染病区 ，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病毒 ， “每天都有人死去” 。 杨婷常常感到无助 ， 她远远做不到让这些人全部康复 ， 加之她身体虚弱 ， 只能重新进修了妇幼保健专业 ， “与其跟死神较劲 ， 不如迎接新生命 。 ”
杨婷没有想到 ， 时隔多年后 ， 对传染病知识遗忘殆尽的她 ， 将再次迎战一种未知的病毒 。
1月20日 ， 钟南山院士披露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 ， 医院紧急开会 ， 研究对策 。 杨婷相信自己的直觉 ， 她给在武汉工作的弟弟打电话 ， 让他赶紧回家 。 赶在封城前两天 ， 1月21日 ， 弟弟开车回到老家 。
1月25日 ， 杨婷所工作的妇幼医院被征用 ， 作为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 ， 常规妇幼保健工作暂停 。 医生们起初并不理解 ， “我们毕竟是不是搞传染病的 ， 为什么不征用些综合医院？”但没过多久 ， 该市其他两家综合医院也被纳入定点收治医院 。
当时 ， 防护物资极度紧缺 ， 大量无法收治的患者信息铺天盖地 ， 武汉许多医院纷纷公开募集防护物资 。 杨婷所在医院的物资也出现紧缺 ， 不得不在网上募捐 。 想到自己将要在这样的窘境下面对未知病毒 ， 杨婷倒吸一口气 ， “从没感觉死亡离自己这么近” 。
按照方案 ， 该院医生们被分成四批 ， 与外地支援的专家一起 ， 轮番进入病区给这些新冠肺炎患者诊疗 。 每一批医护人员工作7-10天 ， 这期间全程都在医院 ， 结束后隔离14天 ， 再回来继续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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