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自孔子始就常把“命”与“天”相系而称说“天命”，不过“天命”的义蕴主要归落在“天”上。从天人之际说起的“天命”与墨家的“天志”略可比堪，儒墨之辨的最后纠葛乃在于“天”之辨。
四、“天”辨
如果说“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学说的主导价值取向，那末，这价值取向的最终依据便是墨子所谓的“天志”。《墨子·法仪》谓：“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得），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这段话是墨者对自己的终极信念的宣吐；尽管它的确立所取的是哲理论说的方式，却终究带着浓重的宗教情愫。“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明久而不衰”乃“天志”或“天意”，“天”由此透露的“天之所欲”是体现“天”的“无私”、“施厚”、“明久”的“人之相爱相利”。“天”是人的楷模、人的法度，“天”也是人的仲裁者、赏罚者。“天”并不为人安排“命运”——像“执有命者”所信从的那种“命”，“天”却也并不只是为人立一种范型而不问人间世的善恶、利害——像古希腊后苏格拉底时期的伊壁鸠鲁学说中的“神”那样。
“天”除开以其“志”、“意”（诸如“施厚”、“明久”、“无私”等）启示人类外，“天”也有公正或正义的品格和足以实施公正或正义于人间的力量。凭着对这样的“天”的信仰，墨者责难儒家“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
不像在“命”意识上对儒家的责难那样，墨家对儒家在“天”的信仰上的责难可以说是持之有据的。不过，这又恰好表明儒者在“天”、“鬼”问题上的断制比起墨者来要通达和深刻得多。墨家把“天”、“鬼”实体化了，借着实体化了的“天”、“鬼”对人们作“相爱相利”的说教往往易于从利害的诱导滑转为神秘的他在力量的控慑。
这也许用在外在功利的合理求取上是有效的，只是终究不足以润泽或陶冶人的内在心灵。儒家并非不主张尊“天”敬“鬼”（祖先），但这与儒者重德性、人格的价值取向一致的尊“天”敬“鬼”行为，既没有任何的功利图谋，也决不赋予“天”、“鬼”以神通和借此干预人间事务的威权。“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鬼”在儒家这里只是已故祖先的代称，为儒者所倡导的对“鬼”、“神”的祭祀原只是为了“慎终追远”以使“民德归厚”（《论语·学而》）。
祭祀对于儒者说来并无取悦鬼神（非实体化的鬼神也无所谓悦或不悦）之意，孔子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不过是要告诫人们祭祀的庄重肃穆无非在于陶养人的不忘祖上、不忘天地的虔敬之心。“如在”意味着不执著于鬼神的实体存在，对鬼神的祭祀就此最终被归结为祭祀者主体的心灵境界的提升。“天”，亦如“鬼”，儒家称“天”是为着提撕人的终极追求所当有的那种神圣感，却不是要人们去揣摩在意想中被实体化了的“天”的意志或好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倘把这类提法所表达的儒家意愿也如同墨家那样称作“法天”，那末完全可以说儒者的“法天”是决无功利目的的，而且这被效法的“天”也终不过是虚灵的、大化流行的“天”或所谓义理之“天”。
今人索解儒家立教之本始，多以孔子所说的“天”为两重：一为所谓自然之“天”，这“天”可证诸“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一为所谓有人（神）格意志之“天”，这“天”可证诸“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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