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墨家尚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右鬼”、“法天”，所有这些都各自体现某种价值，但此类价值却又无一不辐辏于“利”而以“天下之大利”为轴心。墨家甚至也袭用了“仁”、“义”、“忠”、“孝”诸儒家用语，不过“仁”、“义”、“忠”、“孝”等几乎都被赋予了“利”的内涵。“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见《孟子·尽心上》）固然是墨者躬身践履的“义”举，而“仁人之事者”也被确定为“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墨子·经上》谓：“仁，体爱也”，“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这“仁”、“义”、“忠”、“孝”显然皆非自有其根，它们最终仍须以“利”的价值衡定自身的价值。墨学或可视为“利”一元论之学，“兴天下之利”是墨学的生机所在，也是墨学自囿其中的执著所在。
与墨家“义”、“利”一体之说大相径庭，儒家严于“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样的话，孟子也曾告诫一心想着“何以利吾国”的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如果说孔子所贬斥的与“义”相对的“利”主要还是个人之“利”的话，那末，在孟子那里，相形于“仁义”的“利”已经涉及“国”之“利”了。
但“国”之利毕竟还不是“天下之大利”，倘以墨子所经心的“天下之大利”质诸孔孟，孔孟未必就会一力排拒的，不过，无论如何，对于儒家说来，“义”决不至于归结于“利”（“天下之利”），“利”的价值也决不会高于“义”的价值。同是驳诘告子学派所谓的“仁内义外”，儒墨两家却是如此地不同：孟子谓“彼长而我长之”之“义”非在于“彼长”而在于我“长之者”，“长之者”出于我长之之心，所以“义”发于心内而非由外铄。（见《孟子·告子上》）墨家则谓：“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
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墨子·经说下》）前者辨仁义内在只就仁义皆内发于人之心性而论，决不以“利”——哪怕是“天下之大利”——参与其中；后者辨仁义不分内外却以“爱利”与“所爱利”皆不相为内外而论，“利”于是与“义”联为一体，也因此与“仁”联为一体。
应该说，孔子以儒立教从未一概摈斥“利”，他对“利”欲的警惕只是因着它有可能在与“义”相抵触时背离“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与之相应，他甚至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可见孔子并未存心要把“富与贵”（“利”）与道义（“义”）对置起来，他所期许的是道义与富贵的相携。然而，“义”与“利”两种价值在他的价值取舍中从来就不是平分秋色的。“义”在儒家教化中始终有着绝对的价值，而“利”的价值只是在“以其道得之”——亦即不背离“义”——的限度内才被相对地认可。
《论语·子路》记有孔子游卫国与冉有的如下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对话表明孔子是主张“富”民而与民以“利”的，但从“富之”之后而又“教之”的说法却也看得出孔子更推重那比“富”（一种“利”）有着更高价值的道义（“义”）的教化。
孔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宋儒程颐以为这是因为“计利则害义”（见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五》）。其实“罕言”只是一种审慎，并不意味着对“利”的鄙弃。孔子既不能像墨子那样作“义”、“利”一揆的归结，也不能像宋儒那样对“义”、“利”二者作霄壤之判，这是他“罕言利”的隐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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