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亲亲”对于贞定使人成其为人的“仁”说来有着怎样的意义。真正说来，儒者重“亲亲”并不受亲情之爱的拘囿，他们原是要从这里获得“爱”的那种自然而亲切的体证以推扩这情感于“泛爱众”。亲情之爱自然而无矫饰，从这里作一种情的升华——其前提当然是情的自觉——而达于“仁”是儒者的初衷。孟子有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被认为是“仁”之端倪的“恻隐之心”说到底原只是一种油然而发的不忍之情。此情最易感发于亲者之间，儒者说“亲亲为大”或“亲亲仁也”其意不外在于自亲亲之情中提撕体“仁”而向“圣”的心灵境界。
由“仁”而“圣”（“大而化之之谓圣”）是儒家教化指示的一种人生趣向之应然，这应然的自然而本然之根则是“亲亲”中最能见其真切的不忍之心或恻隐之情。墨子论“兼爱”，憧憬天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孟子从“亲亲”处启示“仁”所期想的“泛爱”则在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两者所企求的应然境地原是毫无二致的，但墨子的应然之理只是应然之理，孟子的应然之理却是由“老吾老”、“幼吾幼”——“亲亲”——中所涵润的那种自然而本然之情提升而出；前者全然由“兼”之理说“爱”，后者则顺人“情”之自然把“泛爱”之理浸润于“爱”之情中。此墨家“兼爱”之爱（无等差之爱）与儒家“泛爱”之爱（有等差之爱）相异相去之大较。
顺人“情”之自然说“爱”之本然而应然，必从人的切己体验处导引人尽其“爱人”之心而自觉趣于“泛爱”，这里有着对人的内在心性的必要信赖；以“兼”的道理——乃至于“交相利”之“利”的道理——要求一种应然的“爱”，必至悬设某一外在的权威以作为那种被道理化了的“爱”的楷模，那楷模供人摹仿也因此要求人对其仰从。
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见《新约·马太福音》5：44）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要”）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墨子·天志上》）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姑且借道德范畴的术语用之）之“爱”相称的话，那末，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
自律”之“爱”——根?自在或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儒者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其“乐”是对“兴”于“诗”的性情之“真”的养润，其“乐”又是对因“礼”而得以“立”的性情之“正”的陶染；然而正因为这样，此“乐”非关利害，却不能设想没有仁者之“爱”融贯其中。“乐”者乐也，有所乐必有所“爱”。“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论语》开篇的这三句话说得恬淡、宁静、从容而虚灵。这点出儒者当有性情、气象的“说”（悦）、“乐”、“不愠”，显然决不问利害之趋避，其所陶染、熏炙于人的唯有眷眷“仁”心，融融“爱”意。以此衡之于墨家“他律”——以“天”、“天志”、“天意”为律——而劝之以“利”的“爱”来，或当更可见出两家所“爱”之泾渭，而儒、墨之“爱”的分辨也就此牵带出两种教化在另一理境上的分辨，此即“利”之分际的分辨。
二、“利”辨
墨子所谓“兼爱”，其重心并不落在自身，它必得从“交相利”之“利”那里获得最后的证可。诚然，这“利”是“天下之大利”。因“兼爱”而“非攻”，“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墨子·兼爱下》）。因“兼爱”而鳏老有所终，孤童有所长，其价值仍被归结于“利”：“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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