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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提到过,经老董改造并献给刘彻的《天人三策》中,掺杂了大量原本是法家、道家以及阴阳家的思想主张,与经典的儒家理论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也被称为新儒学体系。比如“天人合一”、“君道无为”、“天人感应”和“崇本抑末”等观念就很像是从道家那里搞来的山寨货,其中可能还添加了不少来自阴阳家的零部件;至于“君权天授”、“天谴灾异”之类的显然没少参考那些神棍阴阳家的主张,还疑似夹带了法家的私货;至于“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大一统”什么的,则大多是是儒家和法家的混血儿——看着哪边都能靠上,其实哪边又都对此极不满意。
其实老董也是无奈。要是他按照传统的儒家理论,向刘彻推销既大且空的仁义礼智信那一套,估计皇帝不是听睡了就得听烦了,哪还有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幸亏董仲舒所修的本经是《春秋》,而且还是公羊派的。为啥?因为公羊派解经的特有方式便是非常神奇的两个字——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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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权变就是指不死板的生搬硬套,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的应对。说白了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要脸、可以随意编造“子曰”——这可不是我在瞎掰,而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贾逵总结出来的:
“《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了,老董要想忽悠瘸刘彻,最简单的药方就是缺啥补啥。那么刘大帝到底缺了点啥?
这位以霸道著称的刘大帝,在当时缺的东西可不少。但他觉得最缺的就是身为皇帝的权威,总感觉臣子们对他不够尊重。比如刘大帝一门心思的想打匈奴,可是那些大臣、尤其是文臣士人们要么叽叽歪歪的不肯痛快掏钱支持,要么就明目张胆的反对,让刘大帝非常的不爽。
于是老董照方抓药,提出了君权天授的理论: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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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老董这么明目张胆的篡改儒家经典的本意,让那些孔夫子的孝子贤孙们情何以堪,又如何能不出离愤怒?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刘大帝不是朝思暮想的要打匈奴吗?这个好办,儒家就有大复仇理论啊,《公羊春秋》里就有现成的,连权变都可以省了:“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想当年刘大帝的老祖宗、也就是老泼皮刘邦被匈奴人欺负得差点半身不遂,挂了以后老婆(吕雉)还被冒顿单于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咋能不报仇呢?
另一个让刘大帝犯愁的事情就是他家的那些亲戚了。这些刘姓诸侯王的封国“大者夸(通“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第二》),而且手头有人事权(可自行任命两千石以下官员)、财政权(可在封国内收税)和军权,简直形同国中之国,而且想造反就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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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在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虽然在此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措施限制诸侯王的权力,但事实上到了刘彻在位时,各诸侯王甚至还可以自行建元,并在封国之内使用自己的纪年。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挖掘出的汉景帝刘启的第14子、常山王刘舜的陵墓中,发现了“二十九年效见”字样的铭文,指的就是常山王二十九年。
这让霸道到以“我的,我的,什么都是我的”为座右铭的刘彻如何能忍?对此,董仲舒大力鼓吹“春秋大一统”理念,首先倡导思想上的统一,实现儒家的独尊,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以中央政府(皇帝)为核心的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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