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的核心主张，可以说是极其符合刘彻胃口的。在此基础上老董夹带的诸如独尊儒术、尤其是将《公羊春秋》抬高到儒学核心位置等私货，他都可以毫不在意。但唯独一个天人感应理论让刘彻无法接受。
所谓天人感应，简单说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而且老天爷可不光是围观吃瓜，动不动还要下场平事。其实这种神叨叨的灾异说也不是老董的发明，比如孔子虽然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卷三·雍也第六》），但也认为一旦发生灾害或诡异的事情都是君王失德惹的祸：“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还劝鲁哀公“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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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仲舒却围绕着天人感应建立了一整套的神学世界观，直接导致后来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不过这也许算不上是老董的本意，他的目的在于把上天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至上神，给君权天授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再以天人感应来限制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近乎无限的君权：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也就是说，在这套理论下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可以把像刘彻这样的皇帝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可以随时把他拉下来并斗倒批臭。为啥？因为大汉朝那么大，随便哪个地区闹个天灾人祸、出个稀奇古怪的事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君（huáng）臣（dì）和（tīng）谐（huà）还好说，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可以权当没看见；可一旦情况相反，这些儒生或儒官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皇帝失德导致老天爷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只能低头认错，然后乖乖的跟着儒家的指挥棒走，否则连君权天授这件“皇帝的新衣”都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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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又不傻，怎么会上老董的当？所以《天人三策》留下，董仲舒滚蛋——把他打发到江都王刘非那里当国相。话说此时的诸侯王属官早就没了文景时期的风光，中央政府不待见，诸侯王不信任，是个纯粹的打发官场倒霉蛋的地方。
不过董仲舒显然还不死心。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老泼皮刘邦住着的长陵着了把火，老董立刻来了精神，上书指责刘彻乱政惹火了老天爷。老天爷发没发火大家都不知道，但刘彻显然被董仲舒给惹毛了，甚至一度要砍死这个大嘴巴。虽然后来刘彻又下诏赦免了他，但老董显然被吓得不轻，“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最后总结并预告一下——
儒家经过先秦时代的兴盛（抬举了，其实一直混得不咋地）以后，到了秦汉之际其实已经到了半死不活的状态。尽管西汉的刘家皇帝们没有再像他们的老泼皮祖宗那样肆意羞辱儒家，但实际上并不重视，更别提重用，只将其当作粉饰太平和妆点朝堂的点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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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对董仲舒不能“成圣”给出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水平不行，但事实恰恰相反——甭管孔孟等圣贤的理论水平有多高，但儒家却始终是个不合时宜的学派，一直受到从先秦到秦汉之初历代官方的轻视和排斥。而正是董仲舒以权变为先，融合了诸子百家给学派的主流思想，给传统儒家理论套上了一层能为官方青睐并接受的外包装，这才有了儒家两千多年的辉煌。
能将儒家理论做出如此改头换面般变化的，除了董仲舒也就是朱熹了。话说老朱生前混得也不怎么好，但却能在身后成圣，而老董无论生前身后都一直不受待见，其实跟他搞出个天人感应膈应刘彻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在儒家内部树敌过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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