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刘邦就死活瞧不起儒家：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老刘也忒粗俗，对儒生动辄自称“乃公”（即你爹）、称其“竖儒”（对儒生的鄙称），甚至还摘下人家的帽子往里撒尿，简直是藐视、侮辱到了极点。所以儒家想取代法家成为大汉朝的“官办”思想，并以此为阶梯使得儒家弟子获得朝廷重用、成为人上人的想法基本就是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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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哪怕在汉初时因为不知道该怎样治国，刘邦及其子孙干脆放弃治疗（黄老之术），也还是轮不到儒家出头。
虽然在文景时期朝廷设置了五经博士，但儒家的境遇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转。比如《齐诗》博士辕固生就因为说了句对道家不以为然的话，就被勃然大怒的窦太后撵进了猪圈跟野猪玩肉搏，连汉景帝刘启出面都劝不住。
幸好汉儒可不是脆弱得如同豆芽菜的宋儒或明儒，人家可都是修习过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文能嘴炮无敌，武能仗剑横行天下。所以辕固生只出一剑就干掉了凶猛的野猪，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命，也算是维护住了儒生那仅存不多的尊严。
在董仲舒把刘彻忽悠瘸之前，儒家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即便儒生出身的公孙弘当上了丞相，但武帝一朝的丞相的成色早就大不如前，而且被“中朝”所取代，越来越远离权力核心：
“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传第四十七》）
在这种情况下，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作为各地推举的“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来到长安，接受刘彻的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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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老董在刘彻面前抛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可谓一言出而天下惊。而且他还趁着皇帝被忽悠得头晕眼花之际大肆夹带私货，试图替儒家将道家、法家等死对头一网打尽：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老董不但通过官方渠道下死手，还从学术角度堵死了诸子百家最后的活路——经过他改造并推荐给刘彻的所谓儒家这个“绝世美女”，其实已经掺杂了大量的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和主张。这就让本已日趋式微的上述学派的传人除了改换门庭投靠儒家以外，几乎无路可走。
自此以后，儒家就毫无争议的成了从汉到清两千多年间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王朝可以更替，皇帝可以换人，但儒家永远屹立不倒。谁敢反对儒家，谁就是举世公敌，谁就得死无葬身之地，没有任何朝代和任何人可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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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在帝制时代皇帝统治着人的身体，而儒家则统治着人的脑袋——在这其中董子功莫大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堪比孔孟。
董仲舒为啥不受待见？因为他夹带的私货太多。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老董的功劳这么大，为啥不论是儒家还是刘彻都不待见他，最后闹了个里外不是人？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老董替儒家向刘彻献上的这个“美女”，非但不是个地道的原装货，还偷偷的夹带了几个“私生子”。
也正因为如此，让儒家和刘彻都对董仲舒非常不满意，甚至是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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