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超级全球化”与人道主义危机
▲冠状病毒导致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大危机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冠状病毒导致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大危机 。 每天有无数人染病 ， 也有无数生命逝去 。 从健康到染病再到死亡 ， 这是一个并不长的过程 。 如果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 人类智慧的意义就在于拯救生命 。 不难理解 ， 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 ， 人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争论 ， 即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拯救生命 ， 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一直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经济学人》 ， 2020年2月18日发表一篇题为《类似冠病那样的疫情在非民主国家更为致命》的文章 ， 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 ， “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 ， 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 。 文章说 ， 主要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 ， 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 。《经济学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 ， 西方的疫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峻 。 如果在今天 ， 《经济学人》可能要考虑是否可以发表这样的文章了 ， 因为很难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宏大的论断 。 冠病横行 ， 没有国别的认同 ， 更没有政治制度的认同 。人们且不作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比较 ， 例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较 ， 这一论断也无法对西方的疫情作出解释 。 西方民主国家一直被视为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流通的典范 ， 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先进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 。 这如何解释西方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生命危机呢？冠病暴露西方国家的问题当冠病开始在美国大肆流行时 ， 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是安全的 ，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 ， 拥有最强大的医疗体制和数一数二的医疗技术 。 美国的老百姓则没有感觉到这种安全 ， 因为这个时候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是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和呼吸机等 。 在缺乏这些医疗物资的情况下 ， 最强大的经济体也难以为老百姓提供安全 。医疗物资不足是明显的 。 4月3日 ， 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每日疫情通报会上 ， 向公众展示了目前纽约州紧缺的医用防护用品 ， 呼吁纽约州的制造商转产加速生产 ， 并承诺将为转产的公司提供经济帮助 。 会上 ， 科莫拿起一个N95口罩说：“令我难以相信的是 ， 在纽约州 ， 在美利坚合众国 ， 我们连这些材料都造不出来 ， 我们都要向中国采购这些材料 ， 我们还互相争抢中国的材料 ， 这些不是什么复杂的材料啊！”医院病床不足、人工呼吸器不够、前线医疗人员缺乏必要防护设备、底层民众无法负担高额医疗费用 ， 这些都是冠病疫情所暴露的美国问题 。与其他民主国家比较 ， 美国拥有较低的医生、病床与人口比率 。 美国卫生政策非盈利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 美国每1000人口只有2.6名医生 ， 低于意大利的4名及西班牙的3.9名；虽然美国总体医院员额高于大部分可类比国家 ， 但近半人力并非临床医务人员 。在病床与人口比率方面 ， 美国每1000人只有2.8张病床 ， 这数字虽与加拿大、英国相近 ， 但低于意大利的3.2张与韩国的12张 。
▲美国的更大问题是医疗设备、器材的严重不足 。美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医疗设备、器材的严重不足 。 在疫情暴发前 ， 全球口罩约一半来自中国 ， 疫情发生后 ， 中国国内口罩需求大增 ， 世界多国也纷纷囤积必要医疗用品；加上美国事前并未针对大流行作准备 ， 国内很快就面临设备器材缺乏的问题 。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是致命的 。 凯撒家庭基金会检视2018年美国肺炎及相关并发症诊治费用 ， 预估在没有出现并发症的情况下 ， 治疗冠病须花费9700美元（约1万3500新元）左右；但若出现严重并发症 ， 治疗费用或高达2万美元 。 这个金额对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来说 ， 难以负担 ， 因此就算疑似染病 ， 也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钱 ， 选择不接受筛检治疗 ， 或拖到情况严重才就医 。这种情况不仅可能让一般民众感染风险提高 ， 也会增加冠病重症病患人数 ， 令医院负担更沉重 。 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 ， 2018年美国高达275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 为总人口的8.5% 。不过 ， 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像美国那样 。 例如 ， 德国的情况就截然不同 。 德国在疫情初期也出现过严峻的情况 ， 医疗物资短缺 ， 还截留了本来应当运往他国的医疗物资 。 但德国很快就扭转局面 。 德国的冠病死亡率仅2% ， 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3%和西班牙的10% 。 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 。 英国肯特大学的病毒教授罗斯曼认为 ， 德国死亡率低的一个关键就是早期确诊 ， 因为这样可以阻止疾病传播 。 德国每天可进行多达10万次病毒检测 。足够的病床是另一个关键因素 。 德国的人均医院病床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 在经合发展组织（OECD）40个国家中排名第四位 。 德国每1000人中有8张床位 ， 意大利则为3.2张 。 德国的医院数量全欧洲第一 ， 大约为1900所 。 同时 ， 德国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大约有2万8000张 。经济和社会的脱嵌同样是发达的民主国家 ， 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的情况竟然如此不同呢？人们已经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各国抗疫表现的不同 ， 包括不同的抗疫方法、不同的领导能力、不同的治理制度及其能力等 。 但所有这些解释都忽视了一个结构性的要素 ， 即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脱嵌（dis-embedded） 。任何国家 ， 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 两者是互相嵌入的 ， 即经济嵌入社会之中 ， 社会也嵌入经济之中 。 一旦经济和社会脱嵌 ， 或者脱钩 ， 就会危及社会的存在 ， 产生生命危机 。经济本来是社会的内部部分 ， 但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到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 ， 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主要的经济与社会脱嵌运动 。 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 ， 经济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 有其自身的规律 ， 社会和政府无须干预 。 这是第一波 ， 是经济社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脱嵌 。 1980年代以来则经历了第二波脱嵌 ， 因为全球化 ， 这一波的脱嵌发生在国际层面 ，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 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 。 这一波全球化因此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中描述了第一波脱嵌 。 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种变化 ， 第一种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 。 工业体系迅速扩张 ， 改变了商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 。 生产涉及大规模的资金投资 ， 生产商不愿意由政府来控制投入供应或产出渠道 。 与此变化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变化 ， 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 。 作为一套思想体系 ， 经济自由主义相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 并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提供辩护 ， 促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市场调节 。 这也就是英国“放任自由”经济学的起源 。根据波兰尼的说法 ， 这种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诞生之初 ， 只是对非官僚主义方法的一种偏好……（然后）演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信仰 ， 认定人类的世俗救赎可以通过一个自我调节型市场来实现” 。 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为自由市场做辩护 ， 但到了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 则接受了贫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 ， 也对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说到底 ， 在和社会脱嵌之后 ， 经济成了自主的“自然秩序”；因为“自然秩序”是不可改变的 ， 社会必须也只能服从这个“自然秩序” 。 无疑 ， 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拥有很多信仰者 ， 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理论领域 。 在实践领域 ， 美国有不少人主张救经济要比救人更重要；在理论领域 ， 1980年代之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 把自由市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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