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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网|王齐洲：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 四 )


不过 ， 从稼雨教授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描述中 ， 其理论的自洽性似乎还不太够 。 读者的疑问是：“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学术理论还是一种研究范式？是一种学术策略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 ， 理论、范式、策略、方法并不截然分割 ， 也非彼此对立 ， 但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 。
古代小说网|王齐洲：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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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学》

就学术理论来说 ，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基本概念有哪些？它与西方叙事文化学（“文化主题学”）有何不同？如果没有 ， 加上“中国”就没有意义 。 “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故事类型”或“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 ， 为什么不用更通俗的中国故事类型研究？所有这些 ， 都要有清楚明白的表述 ， 要让人们真正理解“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真谛 。
其实 ， “中国叙事文化学”不是不证自明的 ， 它需要理论的论证 ， 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 ， 还需要排除各种可能的误解 ， 以减轻理论的阻力和压力 。
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的叙事文化学” ， 其所关注和强调的就应该是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叙事文化”的“中国”特质 。 而“叙事文化”不仅包括叙事文学和其他叙事文体 ， 而且也应该包括受叙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化类型和非叙事文体 ， 如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因为只有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 才能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更透彻地阐释中国“叙事文化” 。
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学” ， 其所关注和强调的就应该是“中国叙事”所独具的“文化”特色 。 而“中国叙事”限定了其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叙事文学”和其他叙事文体 ， 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和其他非叙事文体显然不在其观察和研究范围之内 ， 其落脚点则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内涵及文化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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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学》

张培锋教授曽撰文指出：“有关叙事文化学的大多数研究成果 ， 论述的多是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 ， 而对于‘叙事文化’——即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却少有揭示 。 ”[5]他还指出一些用典的抒情诗歌是不可以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注对象的 。
显然 ， 培锋教授所理解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学” ， 抒情诗歌自然被排除在外 。 稼雨教授曽撰文回应 ， 以为培锋教授误解了“中国叙事文化学” ， 他认为：“‘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 它只能通过‘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去承载 ， 去体现 。 在‘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中 ， 就已经包括了‘叙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 。 ’” 。
至于那些基本上沿袭前人的文字或者只是作为典故出现的诗文何以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不能放弃 ， 理由之一是：“任何个案故事的材料本身都具有文化实践和文化认识的价值 。 它本身是否存在 ， 是个案故事的文化发生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化信号 。 有些材料尽管只是承袭或是用典 ， 但这承袭和用典本身就是文化发生过程的符号 。 ”[6]
很清楚 ， 稼雨教授所谈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的叙事文化学” ， 一切非叙事文体 ， 只要承载了叙事文化的因子或受其影响 ， 便都可以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 。 其实 ， 两位教授所说都有道理 ， 只是所指涉的概念并不一致 ， 或者说对“中国叙事文化学”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 。
这也说明 ，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还缺少自洽性 ， 内涵还不甚清晰 ， 逻辑也有欠严密 ， 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 因此 ，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茁长和成熟 ， 还需要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理论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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