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网|王齐洲: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 三 )
“中国叙事文化学”在新世纪初之所以能够破土而出 , 也得益于“地利”与“人和” 。
所谓“地利” , 稼雨教授所在的南开大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镇 , 尤其是在文言小说研究方面积累深厚 , 他自己在1996年就出版了国内最早的一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 , 1996年) , 后来又对《世说新语》进行了精细的耕耘 , 加上天津地近京畿 , 有许多便利条件 , 这些地利条件能够使他得风气之先 , 提出富有建设性的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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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所谓“人和” , 则是稼雨教授与小说研究界的学者们沟通频繁 , 有良好的人脉关系 , 大家愿意参与意见 , 促进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健康成长 。 这只要看看稼雨教授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提出后 , 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积极响应 , 就足以证明“人和”的重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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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论的提出固然重要 , 但它能否经受住理性的拷问和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发展壮大 , 以致成为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成熟理论 , 需要走的路会很长 , 付出的心血一定会比提出这一理论所付出的心血更多 。
【古代小说网|王齐洲: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正好比一棵破土而出的树苗 , 要想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 除了需要充足的阳光雨露和必需的土壤肥力外 , 还需要经受风吹雨打 , 抵抗烈日严寒 , 与周围的植物一起生存竞争 , 创造适合自身成长的内生条件和外在环境 。 如果不能这样 , 它就很难长大成材 。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已经十多年了 , 稼雨教授一直在进行着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 。 他的立义其实是很高远的 。
他将王国维和鲁迅开创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要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体裁研究 , 二是作家作品研究 。 ”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经典研究论著(《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和《中国小说史略》)本身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
“核心特质就是全面把西方文化背景下学术的体系移入中国” , “从这个范式形成和内涵性质来看 , 毫无疑问 , 它是‘全盘西化’文化背景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制约掣肘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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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曲史》
然而 , “随着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 , 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就逐渐暴露出它于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的固有本质产生隔阂 , 因而有削足适履和隔靴搔痒的不足 。 它所忽略和难以解决的中国叙事文学比较集中和普遍的是跨越各种文体和跨越若干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研究” 。
因此 , 他“计划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做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 。 其核心主线是围绕故事类型来构想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体系和范式 。 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 , 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属性和特点 。 它与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关注的情节人物最大区别就是离开了单一情节和人物 , 去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 。 正是这些情节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异轨迹 , 才能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 。
所以 , “从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故事类型研究既是对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和更新 , 更是对于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学术格局的颠覆和对于21世纪‘中体西用’学术格局的追求和探索”[4] 。
看得出来 , 稼雨教授是要用“中国叙事文化学”来“改革”20世纪传统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 , “颠覆”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的学术旧格局 , “追求和探索”并最终形成21世纪“中体西用”的学术新格局 。 这样宏伟的抱负是值得称赞的 , 它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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