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乱]“政理则赋平,政弊则赋乱”:从税赋变化解读大唐王朝兴衰(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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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二:只有变革政治 , 才能变革赋税
国家赋税制度因势异情变而须作相应的变革 , 它既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 更须合乎安定统一政局的要求 , 后者更是其能否取得变革成效的前提条件 。唐初一百几十年中 , 鉴于隋末重奢重赋之失 , 务以抚辑流亡休养生息、轻赋治安复苏社会经济为重 。统治集团内部虽也有权力争夺 , 但基本上是求治求安 , 并在“中国既安 , 四夷自服”下扩大了疆土 , 出现了盛世 。一个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 , 是“租庸调制”得以较持久推行的重要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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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朝政图
安史之乱后 , 皇帝荒政 , 潘镇擅权 , 官员贪贿公行 , 中央权力被分割了 , 虽然创立了盐茶榷征 , 推行“两税法”变革赋税旧制 , 更兴举了一些工商杂税 , 力图摆脱财政困境 , 然而 , 最终成为苛敛之政 , 赋税增繁 , 财政困难反而加剧 。原因何在?用柳宗元在《封建论》中ー句话 , 是“失在于政 , 不在于制” 。针对唐王朝当时的情况 , 他认为制乱为治的根本是“善制兵 , 谨择守” , 也就是首先制兵择守 , 解决潘镇拥兵自重和朝廷中吏治不振 , 敛财阿佞的风气 , 辅之以“去贪贿 , 平征赋” , 禁绝贪贿营私之途 , 废除苛杂扰民之征 , 才能扭转败局 。
在“永贞革新”中 , 柳宗元和王叔文等人即曾采取剥夺臣官干政权力 , 抑制潘镇势力 , 废罢掠夺商货的“官市” , 揭露京兆尹李实贪残逼税 , 颁令天下诸道 , 除正勅率税外 , 禁断各种苛什 , 除上供外 , 不得别有进奉 , 以及降低盐价 , 免除民间欠税和青苗钱以及任用杜佑为度支 , 盐铁转运使 , 积极整理财赋等措施 。这一革新 , 虽从治政整饬着手 , 然而封建政治的顽症是根深蒂固的 。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归于失败 , 发起者遭到了贬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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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革新图
从而也说明了国家的赋税总是从属于政治 , 治政混乱 , 赋税整顿难期有成 , 而变革政治 , 往往涉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 在事权分散不能集中统一领导下 , 施行赋税变革 , 即令定有善制 , 也难免在各种掣肘中 , 遭到失败 。“两税法”如此 , “永贞革新”更如此 。唐中期后政弊赋乱的愈演愈烈 , 其症结也不外乎于此 。随想三:征取赋税当以“富庶且教为大任”
赋税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征收 , 是国家产生后必然的产物 , 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赋税征收范围也必然日益扩大 。征取赋税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从历来封建王朝来看 , 不外乎为君为民两条途径 , 为君也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 或用于豢养大批皇室官僚贵族 , 或用于黩武用兵扩张强权势力 , 或用于帝王宫室奢修私欲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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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宫殿图
为民则必重视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 重视人民生活安定富裕 , 重视民力负担的均平合理 。唐王朝由前期之盛 , 转而为中期之衰 , 到后期之亡 , 从赋税征收的变化来看 , 是从较重视为民而逆向于为君的必然结果 。
柳宗元在《答元饶州政理书》中 , 正是就征取赋税目的 , 针对时弊 , 提出了“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而已 , 当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的看法 , 是富民之政还是虐民之政 , 可以说是唐代近三百年赋税发展变化的一个分界点 。如何从赋税征收上体现富民还是虐民?除了苛征暴敛的种种繁杂的额外逼索不论外 , 主要是如何使贫富之间做到均平合理负担 。对此 , 他在谈及政理问题中 , 认为元的“免贫病者 , 而不益富者税”的主张 , 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