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在垄断出行?( 二 )
而限定指定服务区内出租车数量 , 能确保出租车从业者和出租车经营企业的收入和利润 , 在当时的需求水平下 , 特许经营权可以通过拉高行业门槛的方式 , 维持住供需两侧的平衡 。
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 , 出租车的价格依然能维持低价 , 一些城市甚至长达18年没有调整价格 , 说到底 , 就是依靠制度压住了价格的涨势 。
但问题也很严峻 , 随着出租车行业内部不断发生的并购 , 牌照被大公司们收入囊中 , 出租司机与公司的关系从劳资关系 , 变成了出租车司机向公司定期交钱获取生产资料 , 公司赚取提成和租金的“地主”与“佃农”式的关系 。
手握着牌照的大公司 , 借着制度的荫蔽成为垄断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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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的原罪
反出租车垄断的高潮 , 爆发在2015年 。
这年1月4日 , 数千位沈阳出租车司机走上街头 , 开始罢运 , 风潮随后席卷开 , 长春、济南、成都、南昌在内多个省会城市全线开花 , 成为那一年整个行业最大的奇观 。
让出租车司机不满的根源 , 在于专车软件爆发 , 与高居不下的“份子钱”造成的双重压力 。
早在2002年 , 采访人员王克勤调查当代“骆驼祥子”悲惨境遇的报道就获得过时任总理批示 , 然而即使有总理对出租车行业变革与司机权益的关注 , 行业性的变化依然十分缓慢 。
研究出租车行业的专家由晨立认为 , 要改变出租车行业的现状 , 一定要打破数量管制和准入限制 , “这个观点我们提了很多年 , 但行业的改革一直推动不下去 , 究其原因还是跟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有关 。 ”
在一些城市 , 一个出租车运营许可证被炒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天价 , 根本原因是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市场准入 , 让出租车经营权成为一种投资品和利益输送方式 , 让出租车市场形成了异化的垄断 , 也因此产生了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 。
比如浙江温州 ,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 出租车运营证实施投标拍卖 , 价格从20万元到126万元一路走高 。 同样趋势明显的还有山东 , 价值四五万元的出租车 , 经营权的转让费已达最高50万元 。
这些高昂的车标费 , 都被转移到了无议价能力的司机身上 。
司机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直线下降 , 除了要负担交给公司的“份子钱” , 还要承担油钱及修车费用 。 2011年前 , 北京市出租车司机收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左右 , 到2015年 , 已经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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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罢运现场
为了多拉活赚钱 , 司机们只能绕路、拼客、拒载 , 然后陷入恶性循环 。
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劳动 , 胃下垂、糖尿病、颈椎腰椎劳损、风湿关节炎是这些司机的常见职业病 , 一旦因为疾病不能按时出车 , 他们就会陷入债务漩涡 。
在王克勤关于出租车司机的系列报道里 , 38岁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邓少龙 , 因严重的肛周脓肿被迫停运出租车4个月 , 其所属的公司依然照收每月5100元的“车份钱” , 在他下手术台仅2小时后 , 就派人到病床前催要“车份钱” 。
邓少龙只能在疼痛之中开着出租车跑活 , “不敢踩刹车 , 脚一用劲屁股后面就拉得钻心的疼 , 额头上直掉汗珠子” 。
他没有选择 , 给公司交的5万元风险抵押金是借的 , 住院医疗费是邓少龙的姐姐垫的 , 停车接受治疗的四个月里“车份钱”也是朋友借的 , 重压之下 , 邓少龙不敢懈怠 。
伤病未愈 , 又依然照常工作 , 邓少龙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 , 是用自己熬的花椒盐水泡屁股抑制炎症 , 医生让他半年后去复查 , 可邓少龙一直没敢去 , “我怕住院 , 我怕停运 , 我更怕钱啊!”
而另一边 , 和疲于奔命的司机们截然不同 , 出租车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市场风险 , 油费、维修、保养等负担都扔给司机 , 用一位北京出租车公司管理者的话说 , “只管坐着收份子钱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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