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科贝特重返故国,竞选议员连连告败。而后他漫游英格兰,撰写《乡村漫游录》,描绘自然景观,寄托个人情怀。他在作品中缅怀 18世纪乡绅们的田园生活方式。那时无论乡绅还是农夫,均娶妻生子,各得其所,尽享天伦之乐。可他又主张:各种欢乐应当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适当分配”;提供个人教育的多寡高低要依据职业和地位的需要。这些观点使他退守到托利主义的基地,受到功利主义者的批判。
科贝特终生不赞成辉格党,但支持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同时,南英格兰工人暴动抗议菲薄待遇时,科贝特为他们辩护,于 1831年受到政府的迫害,科氏自行辩护,得以获释。此次入狱并未影响他在议会改革问题上支持政府的态度。1832年议会改革案通过之际,他喜气洋洋,购买丰盛食品,招待亲朋,共同庆祝。但很快又对改革实效不满。①晚年科贝特虽然得以进入议会,但他却在那里感受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
或许,许多社会中都有科贝特和奥斯特勒式的激进而正直的落伍者。他们始终没有占据政治思潮的主流,却不妨碍他们流露着真情,对现实的不满和往昔的留恋张扬着他们的本性,最可贵的是他们保持着一种真诚的性格自主和独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时代的落伍者,却不失为一名斗士。
四、浪漫托利主义
很长的时间里,托利党人常常给人以保守、古板、固执、怀旧的印象。却很少有人将他们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法国大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以及随后拿破仑战争中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行径,促使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对时局做出理性评价,只是矫枉过正,在政治上退居到托利主义的基点上,用本来描述自由主义诗句的刀笔,书写着捍卫英国君主制、教会和贵族体制的文句。这就证明,19世纪的托利主义在政治上有许多交叉口,左拐右行前进后退都有可能,即便是饱含激情的诗人也有可能坚持托利主义的政治主张。
19世纪初,曾与拜伦、雪莱同显浪漫主义风采的威廉?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赫兹里特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大散文家,出生于一个思想激进的牧师家庭,其父曾在布道中公开支持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他重感性,富于想象力,个性张扬,反对权威和陈规陋习;主张多样化和宽容,反对狭隘和专制;支持进步和革命,反对保守和停滞,是 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起初是葛德文的信徒,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后来成为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毕生支持法国大革命,临终前完成了大部头的《拿破仑传》。
赫兹里特的思想演变不是简单进步或倒退问题。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皇帝,是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象征。为此他不惧多处树敌,公开痛斥嘲讽那些背叛者,其中包括他的挚友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利?亨特等。然时人和后人中认为他思想落伍者大有人在。
在浪漫主义诗人的行列中,塞缪尔?柯尔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是最具有思想理论家特征的学者。他出生于牧师家庭,9岁丧父。曾在剑桥大学读书,三年级时无奈退学入伍,幸亏亲友周济重返校园。柯尔律治早年的作品充满期盼政治改革的激进主义情绪。1794年岁末,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名人十四行诗》中,谴责首相小皮特的政治倒退,抨击本国君主制和保守传统。还试图根据葛德文的自由意志论原则,在北美建立一个“理想公社”。1795年在湖区与华兹华斯兄妹相遇,被称为“湖畔派”,其友情与合作成为诗坛佳话。翌年 3-5月,他主办刊物《警卫者》,发表政论文和诗文。《法兰西颂》等作品反映了他激进的政治倾向和婚姻生活的不幸。
大约在 1796-1806年,他的宗教感情重新点燃,服膺三位一体论和国教权威。刺激他思想变化的外部因素:一是由于法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即督政府建立后,第一执政拿破仑权势过重,而 1799年的宪法巩固了他作为军事领袖的专制地位;二是他看到拿破仑个人权力膨胀后法国对弱小国家的占领和欺凌,使他的政治态度逐渐转向保守。他相信,所谓政治平等只能在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而在欧洲各国,则应该维护与财富占有相符合的“人为权力”,英国也不例外——它在财富和权力之间保持一种符合历史和现实要求的平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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