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 二 )


每个俗人都有破坏性的东西。……在每种混合政府中,其形式是无政府状态,渴望变革,对现状不满,忽视和漠视固有成规特性和法则。民心的这种政治状况,使统治者为了镇压和征服的目的组成政府。倘若统治者寻求和赢得这些被这种精神所引导的臣民的欢呼,政府必定荡然无存。②
德拉蒙德最重要的活动是参加建立使徒公教会,试图使英国宗教“返璞归真”。1817年他在日内瓦结识苏格兰神学家霍尔丹,发表言论并提供经费支援福音派教士。1826年,他邀请若干教士在他家中集会,研讨《圣经》先知书。以后此种会议屡屡召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公教会”。1834年德拉蒙德成为该会苏格兰天使(主教)。长期的保守使他在宗教问题上离开了原有的基地。
托马斯?克罗克(Thomas Croker,1780-1857)是享有盛名的政治家、作家。他思路敏捷,文笔犀利,以在评论中一贯而坚定的托利党政治立场而闻名。他于 1807年进入议会,在辩论中维护君主制和土地贵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1810-1830年担任海军大臣,与威灵顿公爵关系密切。可是当威灵顿首相于1829年主持实施天主教解放法案时,他断然警告此举是一个“非民主和违反宪法的、不利于下议院独立的先例”;1831-1854年,克罗克成为《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陆续为该刊撰写了 270多篇各种题材的文章,其中包括批判政治改革和批评麦考莱历史著作的论文。
克罗克最出风头的时刻是在议会改革之际,除了发表文论谴责《改革法案》外,还以辞去议员的行为以示抗议,并与支持改革的辉格主义的维护者麦考莱长久对立。多种报刊参加了当时的政治论争。被称为“绅士杂志”的《黑森林爱丁堡期刊》(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的政治立场尤显明朗,它一再与《爱丁堡评论》等激进派刊物对阵。如,它针对民主派共和国的理想构思,污蔑共和制理想只是一种“暴民的平等”,不利于复杂而有序的社会等级体制的存在。这种社会阶级和等级的划分是有利无害的,它抑制着民众和专横的联合。它还宣称:贵族在不断延伸着的社会等级制的链环中起着格外重要的作用。1831年,在辩论议会改革议案时,针对敌对者刊物上有关教育可以提高民众政治素质的说法,《黑森林爱丁堡期刊》发表文章称:“教育不能给人以智慧,目前绝大多数下层民众还像阿里斯提得斯③时代一样,没有判断政治问题的能力。”①《季度评论》也发布类似的政论文。迪斯累里在《英国宪法的辩护》中指出: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使“天性”和“艺术”,“理论”和“习惯”达成和谐,②即人们不应去破坏现有社会和制度的和谐。
由于上述观点,艾尔登伯爵、德拉蒙德和克罗克等人还被称为“极端托利党人”(ultra-Tories),他们的思想原则被称为“极端托利主义”(Ultra-Toryism)。③
有人认为,当时反应托利主义观点的报刊未曾占据多数。如在拿破仑战争之前 10年里,伦敦的 53家日报中,支持政府的仅有 17家。但是由于右翼报纸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印数明显要多。例如,当时伦敦的多家报纸印数在 250-300份之间,由托利党政府支持的《快报》和《晨邮报》,每日印数则分别为 5800份和 3000份。比其他报纸的印数高出许多。④
第一次议会改革后,传统托利主义者背水一战。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他们执意修改《济贫法》的文本,在议会辩论中抗议说它将削弱和干扰市场经济法则。艾尔登和德拉蒙德在抵制该法令时断定:托利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已在摧毁着传统宪制的社会和道德基础。⑤
大致看来,“传统托利主义”主要流行于 1810年至 19世纪 30年代,其舆论宣传主要是对抗新时期的进步意识形态,为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和贵族阶级辩护。随着新生阶级势力的壮大,该派的影响逐步走向低迷。
主义|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二、自由托利主义
19世纪英国处在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时代,由此决定其政治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几种主流思想都显现出分化的趋势。而且同时期的托利主义并非落后反动的同义词,而是依据其持有者的态度划分为不同类别。其中居中偏左的是“自由托利主义”,其出现稍微晚于“传统托利主义”。“自由托利主义”可分为“官方自由托利主义”和“民间自由托利主义”。前者是对后者的“温和的背离”,主要体现为新形势下采取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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