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 七 )


通过比较,柯尔律治真诚地认为英国宪法优于法国宪法。主要在于它通过掌握财政权来制约行政机构,保证了立法者独立。柯氏的保守主义的典型流露,是他断定地产依然是英国最重要最稳定的社会财富,而拥有可观地产和高贵精神的贵族阶级,可以凭借他们“精心培育的家世影响”,与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迷信”抗衡。1809年 6月,柯尔律治主办了《朋友》期刊,并亲自撰写文章,力图“奠定真正的准则,以对抗在批评、立法、哲学、伦理和国际法领域的错误原则”。①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策划,柯尔律治的思想趋于系统和深刻,集中表现在他的两种著作中。
一是他在 1817-1818年间陆续写成的,被称为“世俗布道录”的有关宗教哲学的论文系列,这是作者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混乱社会状态所提出的应对措施。在题为《政治家指南》的首篇布道中,柯尔律治劝说上层阶级通过阅读《圣经》,领悟历史哲学,改善他们的行为;继而纠正渗透在人们心里的、由洛克和休谟的诡辩所煽动的错误观念。柯尔律治在“世俗布道录”中最关切的问题之一是所谓“地产阶级的商业精神”。他断言当时社会穷困和危机的根源,是缺乏对商业精神失衡所造成的后果的抵制;传统的地产所有者不仅没有有效地抵制商业化的侵袭,甚至还使自己与商业精神同流合污。而结束这种不良状况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和改造人们的道德水平。英国国教会则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教化功能。②
柯尔律治的另一部政治理论著作是他在晚年撰写的《论教会和政府之宪政》,出版于 1829年年末。书中归纳和拓展了他在“世俗布道录”中的基本观点,该书是为了反对天主教徒解放而作的,主要论证国教教会在本国政体中的功能。他肯定英国的岛屿型性格和得天独厚的环境在民族文化形成中的功用;赞美英国人思想中有一种拒绝极端的有益而谨慎的本能。依靠这种本能和民族精神,英国人战胜了天主教主义、清教主义、雅各宾主义和共和主义。柯尔律治还肯定商人、制造者、销售者和专业人士在推动文明与进步和提升公民权利与特权中的作用,却又宣称永恒的利益是由土地所有者的代表规定的,社会发展的利益是由知识阶层的代表规定的。该书还表达了对议会各个修正案的不满,其语气“足以使一个托利党人毛骨悚然”。③这自然会遭到进步人士的蔑视。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柯尔律治思想演变的评判比较公允深刻:他的学说是一种反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当时最需要社会精英去减缓社会困难。在社会需求匮乏的情况下,最好是用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的心灵去关爱,去取代流行的唯我主义。它表达了人类思想对 18世纪哲学的批判。因为它过去是实验性的,现在就是实体论的;过去是创新的,现在就保守;过去很多人不信宗教,现在是宗教性的;过去是抽象的先验的,现在是具体的历史的;过去是实在的平凡的,现在是有诗意的。在每一个方面它都与其前辈背道而驰;然而它却忠实于最近发现的进步的一般法则。④
密尔的评判告诉人们:柯尔律治的思想是保守的,但又不失其真诚。柯氏的思想反映了一种社会势力的心声,尽管它与社会大势是背离的。
柯尔律治不是浪漫托利主义的独行侠,著名诗人的行列中还有华兹沃斯、骚塞、和司各特。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是柯尔律治的挚友,是所谓“湖畔派”的核心人物。他成长在英格兰北部的湖区,久受家乡湖光水色的陶冶,善于通过诗作描写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还运用浪漫主义和理性去探究激进主义和革命行为。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视之为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运动,热情讴歌它,并为本国政治上的落后而痛心。但随着战事的推进,他了解到拿破仑战争对欧洲的蹂躏,便认定高卢雄鸡已经走上了查理大帝的道路,促使他用平静理智的心态审视本国和欧洲局势,坚持欧洲国家应当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人民可以表达传统的爱国之情。⑤
毫无疑问,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一度在激进派的队列中出过风头。18世纪90年代,他发表了诗歌《圣女贞德》和戏剧《罗伯斯庇尔的衰亡》,受到赞扬。但他的政治品行起伏颇大。1790年,他向托利党报刊频频投稿,抨击法国时局。1809-1838年间,他为托利党杂志《季度评论》撰写了 95篇政论文,有人为之侧目,却不得不承认他在其他报刊上的不少文章是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呼吁议会改革和天主教徒解放,甚至严厉批评托利党政府要员的不当政策。他最典型的投靠政府的行为,是在 1813年从政府当局接受了桂冠诗人的封号。9年后,他又为乔治三世写了赞美诗。拜伦当即在其诗篇《审判的幻影》中对他加以唾弃和讽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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