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勒的批评溢露出他对旧式父权主义的国家权力的认可,却又没有从宏观上探测出社会发展的良好前途。他和其他同类托利党人的“激进”往往是怀古的,虽然流露着人道主义意念,却还显示着过多的对现实的不满与背离。
对社会经济前景的悲观主义认识使他们怨恨政府的无为。一方面,奥斯特勒等人呼吁政府加大权力行使,始终确保劳动、技能、资本和合理的报酬;另一方面,即他们与传统托利党人和自由托利党人的重要区别点,是他们抨击政府与资本家的妥协和管理效果的低下。于是,他们在政治上就比其他托利党人走得更远,敢于谴责议会立法违背伦理和道德法则。奥斯特勒甚至断言,当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其臣民,并使后者为活命而廉价支付自由和权利时,这就在实际上摧毁了国家机构所依据的社会契约,人们就有可能抛弃无能的统治者:倘若教会、君主和贵族决意掠夺穷人的自由、妻子、儿女,那么这样的教会就不是基督的教会,这样的君主就不再是英国的君主,贵族就不再是人民的保护者。他们就有害无利。那么对这些最令人仇恨的敌人,我将呼喊:“打倒他们,将他们统统打翻在地!”①
皮尔的“塔姆沃思宣言”使其反感,他视托利党领袖政治思想的与时俱进为丧失原则的机会主义行为。到了 19世纪 40年代,他坚信英国传统精英不再维护托利党的价值观,便批评道:“哲学和私利使那些传统法则脱离了宫廷和庄园,目下它们是隐藏在农舍的基督教原则之内。”②奥斯特勒性格鲜明,坚韧不拔,赢得了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赞赏,他与著名激进主义者迈克尔?托马斯?萨德勒(Michael Sadler,1780-1835)成为莫逆之交。1829-1830年,萨德勒当选为托利党议员。他是英国激进政治家,关心慈善事业,更是工厂改革运动的领袖,19世纪 40年代,他还积极支持并参与了宪章运动。
奥斯特勒与萨德勒联手呼吁劳工立法,促使 1831年的工厂改革运动稳步进行。法案由萨德勒在议会提出,不久他又兼任该议案的委员会主席,先后主持召开过 40多次会议,做了大量实地考察,使委员会成员达成共识。萨德勒离开议会后通过的《1833年工厂法》规定,13-17岁的少年工人工作日时限为 12小时,9-12岁的童工为 8小时。
而后,奥斯特勒、萨德勒和库珀③(Anthony Ashley Cooper,1801-1885)一道从事宣传和辩论活动,终于在 1847年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又称《阿什利法》),童工使用大受限制。
或许由于他们过多地了解到工业社会的罪恶和问题,激进托利主义者对前工业社会情有独钟。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作为深受大众欢迎的新闻采访人员,多年提倡保持传统的英格兰的美丽的乡村风光,鄙夷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
科贝特的思想也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守旧和激进兼有,并经历了曲折变化。早在 1794年旅居美国时,他曾发表题为《评普里斯特利移居美国》,诋毁从北美归来的激进派科学家 J.普里斯特利。以后六年里,他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民主制的精神和实践,总量达 12卷。此时,他的散文风格大致形成:措辞有力,风格凌厉,讽刺深刻,令人猛醒,但他敌过多,且在讨论复杂问题时理论分析简单化,锋芒毕露而观点陈旧,为此得到“箭猪彼得”的绰号。他被激进派视为反动分子,1800年还因诽谤罪被罚以重金,返回英国。
小皮特政府欢迎他的归来,要为他提供津贴,期望他在新闻出版界运用大手笔为政府张目,却遭拒绝。1802年科贝特创办《政治记事》周刊,采取相对独立的立场。通过对反法战争的思考,他深信商业利益左右国家外交政策;在国内问题上,他宣称英国是一种“体制下魔鬼”的受害者,自由遭到玷污,贵族和国家身败名裂,士绅阶层归于丧失。现实中,他尤其难以容忍的是议会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他作为一名正统托利党人的生涯因此告终。以后,科贝特脱离了托利党,却未被激进派势力顺利接纳。主要在于:其一,他创办《政治记事》的廉价版和发表大量文论,多属个人行为,与政治团体无缘;其二,他的观点中,对现实的愤激和昔日的留恋纠结在一起。可他无畏的抗争精神却又赢得民众的敬重。1810-1812年,他因抗议对抗议减薪的士兵无辜施加鞭刑被判处徒刑和 1000英镑的罚金。迫害使他逃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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