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 四 )


他们的观念之所以还被视为托利主义,是由于他们留恋工业革命前英国老式的乡村田园生活,对议会改革态度冷淡,主张保留享有特权的君主、土地贵族和国教会。他们对社会不合理的批评大多从道德伦理角度出发;他们的价值观滞后于迅速变化着的工业社会。例如,牛津大学的一个由自由主义托利党人组成的惟理派(Noetics)团体,就相信美德的多寡是权力和当代社会势力分配的结果。人们被要求服从政府是因为它的权力是掌握在品德高尚者手中。其中一位成员为自己是一名拥有“神圣权利的托利党人”而幸福。正因如此,国王有权要求臣民衷心拥戴。④自由托利党人不赞成议会改革,是认为此举无助于国民品德的提高,却肯定要侵蚀权力和道德关系的平衡。
与传统托利党人相比,自由托利党人相信社会不同阶级可以通过个人道德的提升达成和谐,而不必诉诸政治行为。他们主张割除经济垄断的毒瘤,减弱政府法规条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性,保障市场经济正规运行的自然常态。
自由托利主义派别同样涌现出了代表人物。其中最有影响的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ately,1787-1863),曾任牛津大学院长和经济学教授、都柏林大主教。他重视社会问题,反对向澳大利亚发配囚徒。1822年发表《党派情感在宗教事务上的滥用》,倡导宗教宽容,要求政府放弃传统的偏执立场,授予天主教徒同样的公民权利。他于 1835-1836年任皇家爱尔兰贫民问题委员会主席,鼓吹改进耕作技术以代替开办济贫院的办法,并对修改刑法和在政治上解放犹太教徒有着浓厚兴趣。
在反法战争结束后的报刊政治对攻中,私营报纸《泰晤士报》①脱颖而出,显露出激进特色。该报创办于 1788年,经营得当经费充实。1814年它采用蒸汽机印刷,大大提高了发行量,更因其稍显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一度被称为“英国公众舆论的真正代表”。但是在形势右转时,它也会向保守主义的方向靠拢。
自由托利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1834年在野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在大选初期发表著名的政策演说——“塔姆沃斯宣言”,就反映出一部分托利党人不再坚持代表前工业化社会的政策,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改革采取现实主义的妥协态度。此事表明,自由主义社会浪潮的影响,甚至渗透到托利党的内部。由此看来,19世纪中叶的自由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在保留传统托利主义的同时,为了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而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主张。
三、激进托利主义
如果说自由托利主义居于英国政治的中心,那么,激进托利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英国党争的边沿,是一些政治上不太得志者的政治或社会主张。实际上,他们是一些在社会问题上比较激进,而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体恤下层民众的痛苦并为之呼吁,却又反对重大改革的人道主义者。
激进托利主义的出现有着特定的社会基础,也是当时政党组织分散性的现实反映。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始终缺少严密的政党组织机构,所谓党人大多没有明确的党籍,许多所谓“托利党人”或“辉格党人”只是公众的习惯性确认。而当时的“激进托利主义”虽然也是一种公认的政治意识和倾向,但人们若想甄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也会众说纷纭,遭遇难题。尽管如此,理查德?奥斯特勒和威廉?科贝特的“激进托利主义代表者”身份却无人质疑。究其原因,是二人积极参与了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在托利主义的基点上,努力推进了社会变革。
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1789-1861)曾在约克郡管理过拥有千名雇工的大农场,经营过资金雄厚的大工厂,被誉为“工厂之王”,但他却厌恶贪婪残忍的工厂剥削模式,断定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工人过久的劳动时间将毁灭最起码的人性。1830年以来他致力于缩短工时的请愿活动,多次在报刊上批评纺织工厂雇佣童工的弊端,敦促议会通过限制童工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的法令。奥斯特勒身为资本家如此而为,使一些企业家愤恨和不解,奥氏傲然反驳:“这种体制允许无限的制造业的财富的无限制地集中,毕竟削弱了国家,而且往往还使国法失去对工厂生产的约束。目下,千万在工厂中和车间里的劳动者被个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要求他们服从。他以言代法,支配着他们,工人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国家法律的保护”。②奥斯特勒还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崛起过程中,新兴产业资本家在其扩张的同时,逐渐攫取了大量的“半合法的”权力,从而营造了一个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权力真空,使社会传统精英实际上失去了原有的权力,爱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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