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政策或思想常在两种极端中摆动,在客观上营造着一种政治平衡。这种现象是通过政党的政策来表现的,以保守著称的托利/保守党似乎在违心地、不由自主地倡导和实践着自由主义;而披挂着自由主义甲胄的辉格/自由党也难免会实施保守主义的政策。
自然,诸般类似矛盾的现象不止是主观的产物,它归因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是时代的无形张力导致了官方的自由主义政策的一次次启动。有趣的是,19世纪实行“官方”自由主义政策的是托利党内阁首相利物浦伯爵。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治家,是反法战争的领导者和胜利的获取者,是可耻的“谷物法”的制定者,同时也允准了不少改革措施。对于这样一位首相,后世学者褒贬不一。
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对他的批评尤其辛辣。他哀叹利物浦伯爵竟然能长久占据首相职位,“实是英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怪事之一”,并讥笑说:“他的平庸正是他的长处。他的政策的长处在于没有长处。”⑥更多的评论家认为利物浦伯爵能超脱党内派别矛盾,善于协调两派关系。他有时也赞同自由贸易并攻击保护政策,⑦然而身份和地位限制使他不能走得太远。
20世纪传记作家乔治?汤姆森则赞扬利物浦伯爵领导政府有方,能使托利党的不同派别在内阁中协调行动,能把坎宁、卡斯尔累和布鲁厄姆等个性强、意见各异的人团结在内阁之中,让他们放手而为。①弗兰西斯和莫罗的评价比较全面中肯:“作为一位首相,他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不是令人鼓舞的话。他主张进行一些小的改革,但对彻底的改革计划,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持怀疑态度。”②
时人知道首相的平庸,把“彼得卢惨案”③的主要责任归罪于其他主管官员。1820年,卡斯尔累自杀,就是出于自责和恐惧。利物浦伯爵和一些托利党要员面对国内动荡形势,认识到严酷的镇压政策反而会引发革命。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应该实行一些改革。况且,当时内阁中还有一伙以坎宁为首的托利党改革派。他们主张在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原则下,适当照顾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刑法改革,内务大臣皮尔领导修改刑法,废除了 100多种死刑。此外还终止了对工人的侦探制,取消了禁止结社法,使工会活动合法化。经济方面,贸易大臣赫斯金森恢复自由贸易政策,修改了关税税率,放宽了商品的出口限制。1826年,政府还修改了《谷物法》,放宽了对谷物的进口限制。在对外政策上,外交大臣坎宁努力打破神圣同盟控制欧洲的局面,恢复英国的领导地位。为此,他拒绝支持神圣同盟镇压西班牙革命,承认拉丁美洲各国和希腊的独立。强硬的外交政策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海外扩张的要求,缓和了他们与政府的矛盾。
左翼托利党人实行革新政策并非仅仅出于国务活动家的远见卓识,还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有关。坎宁的父亲虽是没落乡绅,但抚养他成人的叔叔却是伦敦一位著名银行家。罗伯特?皮尔的父亲是伯里郡大工厂主,1802年已经雇佣了 1.2万名工人。威廉?赫斯金森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热烈拥护者,一向以商人代言人著称。
最关键的是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迫使托利党政府违背本意,越走越远。左翼托利党人的措施引起政府中右翼势力的不满。威灵顿公爵为首的极端托利党人不断抱怨。多亏首相调解,托利党方未公开分裂。执政托利党的“官方的”自由托利主义一直延续到 1829年,当威灵顿首相主持实施天主教徒解放法案时,托利党发生严重分裂,其执政地位很快丧失。所谓自由托利主义者也曲终人散。
很大程度上,民间自由托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动反抗,也是对“传统托利主义”观点的积极挑战。它的产生是自发的,却比官方的自由托利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对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依恋和人道主义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出发点。该派代表人物反对工厂制度带来的贫富差别、阶级对立,反对一味追求商业利润的黑人奴隶制度,抗议诸如《谷物法》之类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倡导新闻和宗教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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