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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回归考古学本位
这种情况，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了明显的改变，确切的说是在许宏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长之后，田野考古的重心发生了改变，并且不再过度的参与历史王朝的归属问题的讨论，转而回归考古学本位，以考古层位学和器物标型学为手段，着重考察遗址本身演变且与周边聚落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上。这种思路的转变，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考古学回归本位研究之后，二里头文化是夏还是商文化的争论虽然沉寂了下来，但二里头遗址在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的重要地位却反而凸现出来了，这是因为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掘，考古人理清了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问题，于是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报告，你再听不到『夏文化』、『商文化』等字眼，转而凸显的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等词汇。因为考古人通过遗址展现出来的材料，读不出来它是夏还是商，但能读的出来这个青铜时代最大的都邑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文化。
《二里头（1999—2006）》（5卷）：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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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对客观的基础资料（考古材料）的刊布与主观色彩偏浓的阐释（王朝归属）推断区分开来（《二里头：从田野到阐释》）』，这正是以许宏为代表的新一代二里头考古人秉承的理念。因为通过考古读懂遗址本身，并触摸到当时的社会状态，让3700年前二里头时代的社会图景展现在普通民众面前，比陷入无休止的王朝归属等对号入座的争论有意义多了，这才是考古的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百家争鸣的当代学术界
田野考古回归本位，不过度参与阐释考古学文化的王朝归属问题，甚至对『夏』避而不谈。但学术界并不是没有了不同的声音，事实上也需要不同的声音，来提醒每一种观点都有无限的可能。如孙庆伟先生就是信史与信夏的鉴定支持者，这在其著作《鼏宅禹迹》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再如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命名之争，究竟是叫『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合适？还是叫『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更合适？这里面其实涉及历史与考古学话语权之争，简言之，考古人从考古和遗址本位的角度出发，『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最准确的标准词。但若从文史的角度看，『夏都』一词应该是最接近描述这个遗址的性质的历史学词汇，毕竟历史角度阐释不需要为考古学负责，它只需要根据披露的考古材料选取最接近的历史学词汇来阐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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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二里头博物馆最终叫什么，都是从不同角度阐释的结果，需要不同的声音，这正是百家争鸣的表现。最终确定博物馆的名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这个事实上是参杂了考古与历史学词汇的一个馆名，也正是体现了学术界不同的声音。再加上博物馆是一个科普性质的平台，展示百家之观点，也未尝不可。
个人觉得，『夏都』一词到底应该加还是不加，不是我们在聚焦二里头遗址的时候应该关注的重点，夏都这个头衔不影响遗址的内涵，我们更应该关注遗址本身体现出的价值。揪住『夏都』这个问题不放，有点舍本逐末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有文章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或者『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必定会引来一片哗然，大量的反对之声就会出现。但若说『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文化』或者『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就杂音寥寥了，原因何在？很显然，前一种说法是历史学角度的阐释，没有文字自证，可讨论的空间很大，自然说法就很多；而后一种说法是考古学材料展示，客观存在，不容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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