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在历史上给人留下儒君皇帝的形象，主要由于他与父亲汉宣帝的一段对话：
历史记载，宣帝晚年，尚为太子的刘奭抓住一次陪侍父亲的机会，假作随意地说：“皇上用刑太重，应该多用儒生才是。”
宣帝听到这话，脸色一变，怒形于色道：“你懂什么？我们汉家的制度，本来是杂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时势。而不是纯粹学习周朝，专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时务，喜欢是古非今，使人迷乱于繁杂的义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坚守什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委于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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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认为，刘奭软弱犹豫的性格，以及对儒术的过度嗜好，都不是胜任皇帝之位的良好品质。他曾一度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但因为不忍辜负故剑情深的许皇后，最终没有做出换储的决定。
汉元帝（刘奭）继位登基，实现了自己“多用儒生”的愿望，前后统治了16年。但汉朝没有因此变得强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们不禁疑问，果真所谓的“杂霸王道而用”，才是治国良策吗？推行“纯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汉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吗？
其实不然。深入分析，发现汉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国家积弊已久，暮气沉重，多重因素组合，才使得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汉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干的儒臣。
上图_ 刘奭（前74年—前33年），即汉元帝
宣帝给他指定三名辅政大臣，分别是萧望之、周堪和史高。前两者是硕学望儒，后者是血缘外戚。其中萧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赏识。原来在宣帝末年，萧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气颇高，轻视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气之下，将他贬去给太子教书。他的另一层用意，是让萧望之培养与太子的感情，日后辅佐新皇。
元帝继位，萧望之果然成为首辅大臣。以他为中心，再加上周堪、金敞、刘向、张猛等，组成一个紧密的儒臣政治联盟，锐意进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冲击到宫廷内两个宦官弘恭和石显的利益，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拉拢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间时的亲戚，本来就没有什么学识文化。宣帝为了酬恩，确保史、许两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别指定他辅佐元帝。萧望之连丙吉这样的老官僚都轻视，更加看不起土气的史高。平时议政，将他当成泥雕木塑式的，没给插嘴的机会。史高不满已久，与弘恭、石显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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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儒臣联盟与外戚、宦官联盟，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汉元帝这位倾心儒学的皇帝，终究抵挡不住与史高的亲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谮毁，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几个回合下来，儒臣联盟一败涂地。萧望之、张猛被逼自杀，周堪惊忧而死，刘向被废黜禁锢。
父亲给他指定的三名辅政大臣，汉元帝一下就搞死两个。剩下一个史高既没文化，也没能力，形同摆设。他的后半生，就由弘恭和石显两个宦官摆弄了。
其实，无论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质上都属于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没有拥有才干的人来设计执行，最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失败。很明显，汉元帝失去最优秀的一批儒学人才。之后他虽然尚儒、崇儒，但质量乃至本质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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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们深谙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吗？那么他们就找听话的儒生，推荐给他。年近八十的贡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显的保荐后，终于飞黄腾达，跃升相位。然而他受恩于宦官，不得不对他们唯唯诺诺，马首是瞻。受史高举荐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们有了进阶官场的稳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势利的官迷，他们眼中只有功名权位，没有理想情怀。与贡禹、匡衡具有相同经历，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还有韦玄成、薛广德等。他们身居高位，却一心只为稻粱谋，抱着持禄保位的心理，得过且过。类似萧望之式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们想都不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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