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葛晓音:做人·读诗·治学——《程千帆古诗讲录》读后( 四 )



通过大量反复的阅读 , 许多细处的感悟自然会积累成较大的观点 , 所以先生在讲诗中随时能从具体作品的分析中 , 提炼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 给学生提示了不少可以继续探索的思考点 。 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一是诗体的研究 。 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的历史 , 就是历代作家用形式多样的文体进行创作的历史 。 ”(同上 , 第266页)因此 , 阅读作品时 , 要“看它写什么体裁 , 这在宋诗中有明显的差别”(同上 , 第93页) 。 “律诗、古诗 , 声律要求不一样 。 古诗铺陈终始 , 律诗要求浓缩 。 讲到民族特色 , 恐怕要求从这些地方去看”(同上 , 第294页) 。 文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明清以来尤重辩体 , 不少大部头诗论都是按体裁分类 。 到上世纪末 , 着眼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 , 但大都局限于形式格律规则的说明 , 涉及具体作品 , 就说不清不同的体裁在艺术表现上有什么不同特点 。 因而无论遇到什么体裁 , 都只会以大同小异的风格词去评价 。 千帆先生要求注意不同体裁的不同写法 , 并且点出古诗与律诗在表现上恰好相反的特点 , 这些正是文体研究中的深层次问题 。 近些年来 , 我因花了些力气研究诗歌体式原理及其与各体艺术表现的关系 , 才真正懂得了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指出这个问题的意义 , 正在于它是中国诗歌民族特色的体现 。
二是诗论的研究 。 先生多次指出 , “现在研究古代文艺理论 , 大半精力花在古代理论著作中 , 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古人理论从哪里来的?”(同上 , 第288页)他认为理论有两种 , 一种是“古代的文学理论” , 一种是“古代文学的理论” 。 关于前者 , 既有优点 , 也有缺点:“中国文学批评大多是以诗话形式表现出来的 , 一般来说 , 都省略了一个过程 , 即如何得出结论来的思路、考证”(同上 , 第140页) , “古代文学批评 , 有一针见血的长处 , 也有不讲过程的短处”(同上 , 第286页) , “我们要把他结论得出的过程找出来”(同上 , 第274页) 。 先生提出的这一问题可谓正切中古代文论的要害 。 文论研究独立成学科以来 , 往往执着于古代理论中概念名词的内涵辨析 , 以及理论的前后承传关系 , 几乎形成一种传统 。 用先生的话说 , 就是“从理论到理论 , 以理论解释理论”(程千帆《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 , 张伯伟编《程千帆诗论选集》第51页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很少注意到理论产生的源头是具体的作品 。 新时期以来 , 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文论来自对具体作品的感悟和大体印象 , 也开始重视将文论研究与作品研究联系起来 , 然而要真正说清古人如何从作品中得出结论的思维过程 , 又谈何容易 。 所以先生指出的这一问题 , 对文论研究者的文学功底和探索方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 而先生本人在“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方面的实践更有启发性 , 这种研究要通过自己对古代文学创作现象的总结抽绎出古人尚未提出的理论 。 他的好几篇诗论 , 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 《读诗举例》中所说的“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 , 《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等 , 都是直接从创作现象中提炼出需要解释的问题 , 然后给予理论的阐发 。 在《古诗讲录》中 , 他也会随时提醒学生注意诗论问题 , 如讲“清且敦”、“苦与腴” , “这在苏东坡文论中是值得探讨的 , 他常常把许多相反的概念用在一起”(《程千帆古诗讲录》 , 第169页);又如讲杜甫《望岳》时 , 谈“神秀”所体现的杜甫的美学观点等等 , 这些问题在古代的理论著作中都没有现成答案 , 却往往是先生的关注点 , 所以他主张“常常要注意专门术语 ,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概念”(同上 , 第262页) 。 除此以外 , 古代文学研究还应该以现代学术思维创造更切合创作实践的概念和理论 , 我想先生所说“研究需要概念、理论 , 要钻探 , 方法要现代化”(同上 , 第297页) , 应是这个意思 , 当然这是更难的境界 , 但我以为这正是今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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