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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在北京养老，一个中产家庭的挣扎和觉醒


我们都没有学会 ， 怎么真正地对老人好 。
养老|在北京养老，一个中产家庭的挣扎和觉醒
本文插图

一
33岁那年 ， 魏丹有了一个儿子 。 加上原本同住的父母 ， 这个北京中产家庭凑齐了三代人 。 修完产假回到公司 ， 魏丹在办公桌上摆放了父母和孩子的照片 ， 正式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一员 。
赚钱养家的负担忽然重了 。 魏丹当时担任公司的财务 ， 工作内容庞杂 ， 早出晚归 ， 留给家人的时间不多 。 随着儿子成长 ， 奶粉、玩具、培训班费用一路递增 ， 占据着全家人绝对的注意力 ， 魏丹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带孩子去玩 。 家庭里 ， 处在天平两端的老人孩子很容易就倾斜 。
魏丹很多次回家已经是深夜 ， 儿子早已熟睡 ， 父母却往往还没有休息 。 疲惫至极的她打了招呼 ， 就赶着回房躺下 。 父亲经常跟着她到卧房门口 ， 扒着门 ， 看着她不做声 。 大概是想和女儿聊点什么 ， 又不忍打扰 。 有时好不容易开了口 ， 也只是草草聊几句 。
那一年 ， 魏丹的父亲年近70岁 。 有了孩子的魏丹意识到 ， 父母真的老了 。 他们已经不懂得如何自己交流 ， 但情感上对自己的依赖却与日俱增 。 如何在父母年纪更大的时候 ， 为他们做出更好的生活安排？养老问题第一次来到魏丹的面前 。
2006年的北京 ， 奥运会即将在两年后召开 ， 整座城市孕育着新生和变化 ，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涌入进来 ， 房价开始起飞 。 在日益逼仄的城市 ， 老年人生活的空间被挤压 ， 去外地养老成了北京老年群体的潮流 。 以60岁为基准线 ， 北京生活着330万老年人 ， 平均每4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位老人 。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 ， 养老资源不足 ， 让养老问题成为一线城市很多家庭的现实难题 。
成年子女是一直是中国老人最信任的养老保障 ， 在家庭内消化养老问题 。 魏丹自己耳濡目染 ， 父母也曾全心照料年迈偏瘫的祖母 。 到魏丹上小学时 ， 祖母因癌症晚期被送进医院治疗 ， 父母双双在医院伺候照顾 ， 侍病的母亲连日少眠 ， 一次返回家中取换洗衣物的路上 ， 她骑着车不住地打盹 ， 撞到路旁的大树上破了脸 ， 霎时染了一脸血 。 父亲一番劝说 ， 母亲才答应休息一晚 ， 让父亲照顾祖母 。
半夜 ， 祖母寻不见儿媳 ， 意识模糊间整夜唤儿媳的名字 。 天亮之后 ， 老人陷入了长久的半昏迷状态 ， 之后再也没有开口说过完整的话 。 也因如此 ， 魏丹的母亲至今懊悔那一晚没有陪伴老人 。
可在一线城市 ， 魏丹很难放弃自己的职业 ， 退守家庭照看老人孩子 ， 将生计交给丈夫一个人来承担 。
在魏丹父母的世界里 ， 女儿的陪伴以具象可见的方式出现 。 父母在家的唯一休闲工具是看电视 ， 起先 ， 电视换成了大彩电 ， 后来怕父母久坐不舒服 ， 又购置了几台平板电脑 。
“职业女性能给父母的陪伴 ， 是金钱上的 ， 不是时间上的 。 ”魏丹无奈地想 。
魏丹的父亲为了纾解烦闷 ， 努力重建生活的秩序 。 与老友们不能日日见面 ， 便时常给他们打电话 ， 碰到对方也是耳背的老人 ， 电话就打得格外艰难 。 为了让对方能通过微弱的电话讯号听见自己的声音 ， 魏丹帮尝试了不同方法 。
她先是帮父亲换电话机 ， 从听筒电话 ， 到手机 ， 最终连上入耳式耳机 ， 改善效果甚微 。 还试过戴助听器 ， 但父亲很快发现那不是足够精密的仪器 ， 电话听筒靠近时 ， 常弄得他脑袋嗡嗡作响 。
父女俩发现 ， 最奏效办法不借助魏丹购买的仪器 ， 而是靠喊 ， 调高声量、降缓语速地喊 。 他时常在打电话时大声讲“你说慢点”“再慢点” 。 听力衰退 ， 电话交流不畅 。 父亲在电话挂断后经常一脸沮丧 。
实际上 ， 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养老难题 ， 北京开始探索家庭之外养老的可能性 。 他们开始提倡“候鸟式养老” ， 鼓励老年人离开家庭 ， 到北京周边城市养老 。 后来 ， 社区里修建起养老驿站 ， 希望把养老服务提供方从家庭转嫁到社区 。 魏丹曾建议父亲住进养老社区 ， 置身于同龄人的社区或许可以克服物理距离 ， 帮助父亲重新构建社交圈 ， 得到朋友的陪伴 。 但最终 ， 父亲无法接受离开家庭去养老 ， 以舍不得孙子为由拒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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