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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八佰》，是四百廿！真实历史的四行孤军( 四 )

不是《八佰》，是四百廿！真实历史的四行孤军
棋子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我感到没脸见人 ， 中国将成为笑柄 。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 。 7月29日 ， 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 ， 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 。 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 ， 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 ， 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 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 。 美国的态度 ， 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 ， 还是“小心翼翼 ， 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 ， 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 。 对国际社会来说 ， 中国纵然领土辽阔 ， 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 。 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 ， 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 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 ， 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 ， 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 ， 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 ， 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 ， 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 ， 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 ， 视死如归 。 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 ， 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 ， 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 。 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不是《八佰》，是四百廿！真实历史的四行孤军
1937年淞沪会战中 ， 中国外交阵容 。 从上至下 ， 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 ， 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 。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 。 10月24日 ， 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 ， 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 ， 其中明确指出：“依照目前形势 ， 会议无成功希望 ， 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 。 ”这一点 ， 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 ， 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 ， 即积极地抵制日货 ， 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 ， 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 ， 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 ， 关于运输事项 ， 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 ， 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 ， 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 ， 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 。 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 ，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 ， 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 。 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 ， 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 ， 建立工厂 。 但纵然如此 ， 按照计划 ， 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 ， 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 。 抗战爆发之初 ， 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 。 1937年8月1日 ，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 ， 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 。 而与此同时 ， 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 ， 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 。 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 。 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 。 7月30日 ， 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 ， 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 ， 日本封锁中国港口 ， 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 。 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 ， 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 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 ， 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 ， 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 。 不仅如此 ， 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 ， 国外友邦袖手 ， 中国孤立无援 。 但在上海战场上 ， 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 ， 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 。 10月6日 ， 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 。 两天后 ， 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 ， 会见法国领导人 ， 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 ， 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 ， 但仍然摇摆不定 。 10月19日 ， 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 ， 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 。 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 ， 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 ， 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 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 ， 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 ， 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 。 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 。 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 ， 提振信心 。 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 ， 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 “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 ， 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 。 因此 ， 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 ， 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 ， 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 ， 尽可授权担当部队 ， 斟酌战场实际状况 ， 来作适切的措置 。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 ， 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 ， 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 ， 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 ， 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 。 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 ， 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 ， 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 。 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 ， 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 ， 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他们确实是棋子 ， 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 ， 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 。 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 ， 多重要 ， 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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