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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趋势|“消失”的二本学校学生( 四 )


待我2008年2月休完产假 ， 他们已经进入大二第二学期 ， 此后 ， 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上专业课程 。
通过给他们上课以及日常的接触 ， 我发现 ， 广东学生相比我熟悉的湖南、湖北的年轻人 ， 更留恋自己的家乡 。
在班上 ， 我随机做过调查 ， 很少有学生愿意离开广东 ， 到外地念书或工作 。
这种执念 ， 和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远走高飞 ， 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
这种反差 ， 既让我困惑 ， 也让我着迷 。
我突然发现 ， 这种身处异地所带来的文化冲撞、映衬 ， 除了让我更好地看清了自己 ， 本身也极为有趣 。
我甚至觉得 ， 如果说 ， 来广东的选择和留广州的决定 ， 让我真正确认了自己湖南人的身份 ， 那么 ， 062111班孩子的存在 ， 则让我在这种奇妙的碰撞中 ， 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内陆人的认同感 。
自然 ， “广东学生”这个固定的群体和概念 ， 也伴随我的班主任身份 ， 一步步扎根于我的内心 。
从2006年入学算起 ， 我目睹他们踏进校门并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 ， 然后在学校的后山和他们共度毕业聚餐 ， 随后一直关注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 。
仰仗信息时代的方便 ， 通过QQ和微信群的便捷 ， 我随时都能知道他们的动向 。
在虚拟的网络中 ， 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 依然延续了我作为他们班主任的既定角色 。
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 ， 班主任意味着更多的担当 ， 意味着一份信任的托付 。
尽管大学有专职的辅导员 ， 学生学习上的教务管理及生活琐事 ， 几乎不用班主任操心 ， 但对学生而言 ， 班主任始终是他们大学生活中最为亲近和随意的倾诉对象 。
在当他们班主任的几年中 ， 除了和学生不定期的交流 ， 我的一个最核心的任务 ， 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
他们逃课 ， 考试不及格 ， 不愿意打扫宿舍卫生 ， 反感被迫去听讲座 ， 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 ， 以一种让辅导员头疼的方式 ， 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 。
如何说服这些孩子面对学校的考核 ， 并让他们顺利获得学位 ， 以应对进入社会后更为死板的基本门槛 ， 成为我最头疼的事情 。
我不在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优秀宿舍、优秀班级的称号 ， 但每个学生必须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 ， 是我对自己班主任职责的基本要求 。
十四年来 ， 我突然发现 ， 正是班主任身份 ， 让我的社会关系中多了一个确定的群体：我的学生 。
相比公共课上一闪而过的面孔 ， 这五十二个孩子 ， 像是永远守在一个角落 ， 一旦要和母校建立联系 ， 我就成为他们毫不犹豫要找的第一个人 。
十四年来 ， 还是因为班主任身份所提供的方便 ， 我目睹了一个群体从学生时代到完全步入真实的社会 ， 并和这个时代产生真实的关联 。
我目睹了80后一代 ， 在房价飙升最疯狂、社会群体分化最严重的十年 ， 所演绎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命运 。
我想起给他们上“外国文学史” ， 讲到狄更斯中期和后期小说的主题 ， 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和金钱世界的批判；《红与黑》里于连的命运 ， 更是引起他们长久的讨论 。
在二栋五楼的教室 ， 曾经回荡着一群大一新生对于连命运教科书般的复述和总结：“于连是同社会奋战的不幸的人 。
”“于连是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 ， 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 。 ”“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的平民青年 。 ”我从来没有想到 ， 教科书上的内容 ， 一个遥远时空的故事 ， 竟然会如此贴近他们的感受 ， 并形成对另一个时空的呼应 。
他们 ， 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 ， 成为我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
他们 ， 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 ， 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 。
对照记
从2006年9月16日算起 ， 我已见证062111班整整十二年 ， 班主任的身份 ， 早已成为我丈量自身职业生涯的标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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