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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江阁|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 二 )


总之 ， 杜甫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 他的情感个性极细致丰富 ， 处处都体现出了他情感的一个真字 。 所以梁启超就有了称杜甫为“情圣”之说：“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 ， 是极丰富的 ， 极真实的 ， 极深刻的 。 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 ， 能鞭辟到最深处 ， 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 ， 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 。 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 ， 没有人比得上他 ， 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 ”[6]
以上是说杜甫的思想之善 ， 表现在对现实生活反映之真与性情表现之真两个方面 。 这种善与真 ， 正是美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刻内涵和内在基础 。 但善与真并不能与美直接画等号 。 美还需要具有美的形式 。 善和真还要能以美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 ， 才能真正达到真、善、美的和谐 。 杜甫的诗歌也充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 他特别重视诗的艺术形式之美 ， 追求作品的艺术效果 。 他说：“文章千古事 ， 得失寸心知 。 ”(《偶题》)要求“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 对李白诗歌“笔落惊风雨 ， 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艺术效果十分神往 。
杜甫江阁|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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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的语言修辞、声律音韵等方面强调苦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等 。
在唐代诗人中 ， 他是一个比较刻意追求诗歌艺术形式完美的诗人 。 他的后半生 ， 特致力于律诗的写作 。 他将唐代的律诗 ， 发展到了极至 ， 成了唐以后律诗的典范和样板 。 杜甫的律诗是将诗的内涵美与诗的形态美(如整齐美与对仗美)、声律美(如讲平仄格律和音韵)相结合的产物 ， 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和统一 ， 是唐诗成熟的表现 。 杜甫的各体诗歌中的优秀之作 ， 都是诗的内涵美(真、善)与形式美的完美结合 ， 表现出诗歌真、善、美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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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教与政教的和谐
《诗大序》中强调诗要“厚人伦、美教化 ， 移风俗” ， 将诗教与政教相统一 。 杜甫诗歌有很强的政治教化意识 ， 并能将这种政教意识与诗歌审美的特征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 尤其是他的新题乐府诗 ， 就是这样的有强烈的反映时事政治意识与儒家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的代表性作品 。 这些作品将诗歌审美的功能与政治教化作用很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 使诗的“兴”、“观”、“群”、“怨”的各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 儒家的“兴观群怨”的诗歌思想 ， 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与诗歌各种审美功能的和谐并用 。
儒家诗学特别重视诗歌的政治功能与社会教化功能 。 孔子说：“《诗》三百 ， 一言以蔽之 ， 曰：‘思无邪’ 。 ”(《论语·为政》)就是说 ， 诗歌不能违背政治伦理道德 ， 必须符合儒家教化宗旨 。 他还说：“诵诗三百 ， 授之以政 ， 不达；使于四方 ， 不能专对 ， 虽多 ， 奚以为？”(《论语·子路》)强调的是学《诗》以培养治政能力的政治功用和在外交活动中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作为外交语言的交际功用 。 汉儒解诗更明确地指出 ， 诗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政治教化作用 。 在解释风、雅、颂时《诗大序》指出：风是“上以风化下 ， 下以风刺上”；对雅的定义是“雅者 ， 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 政有小大 ， 故有小雅焉 ， 有大雅焉”；颂的定义是“颂者 ， 美盛德之形容” ， 都与政教有密切的关系 。 总之 ， 儒家的诗教 ， 将诗与政治教化联为一体 ， 充分地发挥诗的政教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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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自幼接受儒家诗教 ， 他自觉地将儒家的诗教与政教结合在一起 。 他的诗以时事入诗 ， 关心国事 ， 忧心民情 ， 充分地表达他忧国忧民思想感情 。 他的新乐府诗 ， 自觉地担承起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唐衷心愿望的责任 ， 而且努力将诗作得“尽善尽美” ， 是诗教与政教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 。 他的其它各体诗歌 ， 也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 ， 引导人们热爱祖国和人民 ， 反对战争 ， 热爱和平 ， 反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贪腐之风 ， 关心百姓疾苦 ， 努力追求一个太平和谐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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