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 十 )
但另一方面 ， 当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 ， 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 长寿也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来源 。 最新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出现经济增速下行 ， 主要原因是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替代了下降的劳动力（Acemoglu and Restrepo ， 2017） 。 长寿正在定义未来 ， 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供给和需求 ， 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 。 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国老年学协会的《长寿经济学》课题提出社会和经济应最大限度地利用长寿 ， 消除年龄歧视 ， 促进长寿经济的发展 。
（一）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
1.长寿时代劳动力人口供给降低 ， 冲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 。 一方面 ， 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 ， 其数量增长可以推动生产增长；另一方面 ， 劳动力人口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终端需求 ， 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施锦芳 ， 2015） 。 然而 ， 进入长寿时代后 ， 出生率明显下降 ， 年轻人口占比乃至绝对数量减少 ， 新增劳动力人口规模下滑 ， 因此对经济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
劳动力的长周期下滑可能对人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造成冲击 。 工业化时代 ， 生产组织形式从家庭逐渐演化到工厂和企业 ， 生产的聚集性明显提升 。 劳动力人口大量聚集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 同时 ， 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分工 ， 劳动效率持续提升 ， 劳动力需求持续上涨 ， 产出水平持续提高 。 当人类仍处于高生育率阶段 ， 劳动力供给源源不断 ， 可以满足生产需要 。 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还会形成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局面 ， 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 。 历史上看 ， 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 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 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红利 ， 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 。
长寿时代面临劳动力供给的挑战 。 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 ， 年轻劳动力数量将在长周期出现萎缩 ， 部分工厂和企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 。 这一趋势目前在日本已经有所体现 。 日本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所数据显示 ， 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并因此破产的企业数量达426家 ， 比上一年增加10% ， 是该因素被纳入统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 。 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人类的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 一方面将迫使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转型 ， 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 。 另一方面 ， 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能会对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产生冲击 。 由于技术进步将降低生产对人力资源的依赖 ， 人类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组织和生产形式 ， 以应对新增劳动力资源下降带来的挑战 ， 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予以讨论 。
2.长寿时代储蓄率降低 ， 导致资本形成率下降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 ， 随着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 ， 消费率上升 ， 储蓄率下降 ， 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 。 有研究指出 ， 随着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和年轻人口占比减少 ， 人口抚养比将会上升 ， 导致抚养支出增加、储蓄率下降（陆旸、蔡昉 ， 2014） ， 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导致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降低 。 另有研究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人口老龄化最终会导致生产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减少 ， 消费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增加（李军、刘生龙 ， 2017） 。 因此 ， 一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越高 ， 意味着其分享产出成果的比例越高 ， 可用于生产投资的产出比例相对较小 ， 宏观上就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 ， 不利于资本积累 。 在全球角度看 ，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人口老龄化使全球投资资源萎缩 。
与之相应 ， 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 ， 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 ， 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变高 ， 个体会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 ， 通过个人资产配置和延长劳动力供给年限等方式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 促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 。 更进一步 ， 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导致社会劳动力下降 ， 因此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 该过程将对冲社会整体储蓄率下降的效果 。 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真正释放 ， 仍然依赖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 。 一方面 ， 老年人从生产者变成纯粹的消费者 ， 不断消耗其资本积累 。 减缓老年人的资本消耗则要求社会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养老制度和服务体系 。 另一方面 ， 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 ， 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