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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幸存者口述：从那段经历中 我们能反思什么( 三 )

“非典”幸存者口述：从那段经历中 我们能反思什么

2003年5月14日 ， 在杭州市中医院发热门诊就医的两位感冒患者正急迫地察看自己的X光片中有无肺部感染的迹象 我有点气愤了 ， 气也没劲气了 ， 我说我要找院长 ， 她们说找院长也没有病房 。 我有气无力地问：没病房我们怎么办?她们说在门口等着 ， 排号 ， 如果有车来接就转院 ， 没车来接就等着 。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儿等 。 这时候其中一个问另一个：“门口那个转走没?”对方回答：“还转什么啊 ， 死了 。 ”听到这话 ， 我感觉阿斌都有点发抖 。 没有办法 ， 我们只能拿着钱又回来了 。 这是我最最绝望的一天 。 回到家 ， 我就让万莹和阿斌赶紧走 。 我想阿斌是独生子 ， 如果被我传染上了 ， 我死不要紧 ， 他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我和万莹接触特别少 ， 我相信她不会有什么问题 。 把他们“撵”出家门后 ， 我想 ， 就让我自己死在这儿吧 。 遗嘱 4月18日 ， 家里空空荡荡 ， 只剩下我一个人 。 我还得去医院打针啊 ， 因为我还有一针没打完呢 。 不打针怎么办?只能在家等死 。 到了医院是晚上 ， 我这才吃惊地发现人民医院的门诊已经锁个大铁链子 ， 进不去了 。 需要打针的人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 护士和患者能够隔开 ， 有个小窗口把胳膊伸进去打点滴 ， 而且护士全副武装 ， 连护目镜都戴上了 。 正在打针的时候 ， 我接到了协和医院副院长于晓初打来的电话 。 她是我的中学同学 ， 大概是其他同学找到她 ， 讲了我的情况 。 她听说我还在人民医院打针 ， 马上说：“你别打了 ， 赶紧回家 。 ”于晓初让我记下来几个药名 ， 让我赶紧去药房买回来吃 。 我手头也没有纸笔 ， 即便有也写不动 ， 这真难为我这个脑子 ， 平时都不吃药的人 ， 硬记下这些陌生的药名 ， 什么利巴美林、地塞米松等等 ， 还有服用量多少毫克 ， 什么时间吃等等 。 于晓初他们和专家在研究治疗方案 ， 我应该是最先得到治疗方案的 。 我于是离开了医院 ， 最后一次告别了五进五出的人民医院 。 从医院一回来 ， 阿斌马上就去药房买药 。 药拿回来了 ， 这时候递东西完全是不见面了 。 他放在地上 ， 我去取 。 这时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 除了水 ， 其他什么都咽不下去 。 那些天我都快喝成水中毒了 。 我最好的朋友叫王颖 ， 是锦州的一名工程师 ， 她是我当年下放到锦州“青年点”的同学 。 我得病的这些天来 ， 她一直在外地替我张罗各种事情 ， 成了“营救礼露指挥部”的总指挥 。 这一天 ， 她从锦州给我打来电话 ， 她尽量用平淡的语气问：“你是想回沈阳还是想留在北京?”我一开始没明白 ， 愣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 。 我是沈阳人 ， 父母去世后都安葬在沈阳 。 我也很平静地对王颖说：我当然还是希望在北京八宝山了——后来我才知道 ， 你还想上八宝山呢 ， 一概拿黄袋子一装 ， 送到昌平一股烟 ， 什么也别想了…… 这时候我意识到 ， 所有该处理的事情 ， 都该处理了 ， 要不就来不及了 。 其实我已经想了两天遗嘱的事情 ， 这时候意识到 ， 要不抓紧写 ， 就再也写不动了 。 我努力攒了一点力气 ， 爬起来 ， 坐在写字台前 ， 这时发现字已经写不成直行了 。 写了一半 ， 我又回到床上躺一会儿 ， 再爬起来写 。 对我来说 ， 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之时 ， 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孩子、财产这些问题 。 写完遗嘱后 ， 我往沈阳打了电话 。 我妹妹在沈阳 ， 孩子也寄养在她那儿 。 我说话的时候 ， 妹妹和我儿子同时在电话那边听 。 我说得很慢 ， 因为也说不动 ， 我妹妹一直在哭 ， 奇怪的是 ， 我平时是一个很爱哭的人 ， 这时候却一点眼泪都没有掉 。 跟妹妹交待完 ， 我又跟儿子说话 。 我第一次告诉他他的身世——他不是我亲生的……最后我说：“劼克 ， 和妈妈说再见吧!”可是他那边一直沉默着 ， 就是不说“再见”这两个字 。 而妹妹就一直在哭 。 我想 ， 就这样吧 ， 一咬牙 ， 把电话挂了 。 通完电话 ， 我开始清理电脑 ， 把里面我认为死后不希望别人看见的东西全部删掉 ， 然后又努力拖着身体收拾屋子 。 我受不了自己这个想法：我死了以后人家来收我的尸体 ， 一看我的家说：要不然她死呢 ， 你看家里脏成这个样子…… 话说白剑锋通过万莹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之后 ， 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 。 内参里用的也是“礼露”这个真实的名字 。 也许这个名字显得太“90后”了 ， 我后来听说 ， 当时民间就传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 ， 在人民医院感染上的“非典” ， 可是还不收她住院 ， 差不多奄奄一息了 ， 结果告到《人民日报》…… 这一天还有一个小插曲：人民医院的一个领导到我家来慰问 。 打电话的时候这位领导显然也以为我是个“美丽少女” ， 问我：“是礼露小姐吗?”他说得知我现在还没住上院 ， 院长委托他来看我 。 这位领导带了一个急诊部主任和一个呼吸内科的主任来的 ， 三个男医生 ， 全副武装 ， 像太空人一样 。 他们远远地站着 ， 最大可能地站在房子的对角线上 。 领导要了我的病历看了看——但上面只有“发热”二字 ， 也不会写“非典” ， 所以他似乎还对我的病情有些疑问 。 我几乎是悲愤地说：“我是典型的‘非典’病人!”他无言以对 。 临走前 ， 他解释说：“我们也是条件有限 ， 也没有办法 。 无论如何 ， 我代表人民医院向你道个歉 。 ” 这天晚上 ， 我在灯下观察自己的手 ， 发现两只手已经开始发黑 。 重见天日 4月19日 ， 于晓初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 ， 我说烧还没有退 ， 她让我加大激素的药量;20日中午 ， 她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 得知我情况还没有好转之后 ， 她让我立即到协和医院 。 我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 ， 也不要上呼吸机 。 于晓初回答：“行 ， 我同意你 。 ” 那时候协和的救护车已经不够用 ， 只能找“120” 。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 ， 3个小时以后 ， “120”到了 。 我穿着羽绒服 ， 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 。 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 ， 那张遗嘱被我放在卧室的桌上 。 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里 。 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 非常刺鼻 。 车外 ， 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那里 ， 目送我离开 。 我心里默默地在跟他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后的告别 。 到了协和的第一件事是在急诊马上做血氧 ， 测里面的氧气含量 ， 我只有58% 。 此时我已发高烧第10天 ， 眼睛看东西时只剩下一条缝 ， 两边都是黑的;走路得扶墙 ， 脚不知道往哪儿踩 ， 可以说是濒死状态 。 协和当时也比较忙乱 。 病房里面都住满了 ， 后来的人只能住在走廊里 。 没有床 ， 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 ， 被子也不够用 。 有些病友病情不太严重 ， 他们后来告诉我 ， 我进来时 ， 他们纷纷议论说：来了个重的 ， 看她脸都黑了;还有人在讨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我整个人已经折磨得看不出男女了 ， 瘦到只有80多斤 ， 皮肤像老茄子皮似的 ， 一捏能提起来特别长 ， 脂肪全都烧掉了 ， 披头散发的;还有人说我是老太太 ， 其实当时我才49岁 ， 可以想见当时都成了什么样子 。 可以说我靠着最后一口气 ， 挨到了协和 。 奇怪的是 ， 身体到了最低点的时候 ， 精神上的负担反倒一点也没有了 。 我想反正遗嘱也写好了 ， 家里也收拾好了 ， 该交待的都交待清楚了 ， 反倒坦然起来 ， 专心致志对待我的敌人 。 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 。 每一次呼吸都觉得非常费劲 ， 一阵阵想咳嗽 ， 但感觉没有进气 ， 憋得厉害 ， 似乎肺已经不工作了 ， 就只剩下嗓子眼里这点气 。 我极力使自己的每一次咳嗽都要咳得“科学”一些 ， 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 用了激素之后 ， 21日下午 ， 我感觉体温轰然而退 。 这个时候我已经烧了11天了 ， 第一次恢复了正常体温 。 22、23日体温都开始正常 ， 体力也慢慢恢复 。 烧一退之后 ， 医生立即把甲强龙的用量从80毫升降到40毫升 ， 卫生部的指导意见用药量的上限是320毫克 ， 后来听一些病友说他们在别的医院用的甲强龙剂量是我的6倍 。 我也感到万幸 。 后来听说每一个病人的用量都是医生们充分讨论后形成的意见 ， 有时还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 当时还有的病人不太理解这一点 。 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病人 ， 只是有轻微的症状 ， 急诊科主任王仲没有给他开激素 ， 他父亲还来质问王仲 ， 话说得很难听 ， 意思是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医生送钱?协和的医生们也受了不少委屈和误解 。 这个时候给我最大慰藉的 ， 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 。 王颖的丈夫萨丕达也是我下放到锦州青年点时的同学 ， 当时他特地从锦州赶到北京来看我 ， 为此 ， 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出来 ， 从北京回去的时候 ， 也被拦截在了锦西没让回 。 我至今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 ， 鼓励我要活下去 ， “我们都相信你” 。 吉林大学的同学们也发了封集体电报给我 ， 北京的同学也送来了花篮和果篮 ， 我把它们远远地放着 ， 想看又不敢看 ， 因为任何一点感情上的波动都会让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 我的身体慢慢康复 ， 终于在5月12日这一天出院 。 不知道为什么 ， 整个病的过程中我一滴眼泪没掉 ， 可是再重进家门的时候 ， 我忍不住号啕大哭 ， 感觉有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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