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口述｜我在台湾工地做监工
林立青是在台北集市长大的孩子 。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个卖玉石水晶的小摊位 ， 生意繁忙时无暇顾及儿子 。 在他成长过程中 ， 最不缺的就是自由的养分 。
学校似乎是自由的反义词 ， 他从没喜欢过 。 他爱出风头 ， 频频跟老师顶嘴 。 有一阵子 ， 又喜欢跟着一帮孩子溜出校园 ， 去网咖打《星海争霸》 。
他在初中的毕业考试中彻底失利 ， 这让他的父母终于确认儿子不是读书的料 ， 由此决定送他去打工 ， 想让劳动代替说教 ， 敦促儿子成长 。
15岁开始 ， 他先是被送到别的集市摊位 ， 帮忙卖花生、卖佛跳墙；一段时间后 ， 他进入连锁超市 ， 成为面包坊的学徒；再后来 ， 他又变成帮人组装电脑的临时工 。 干了很长时间的体力活之后 ， 他转了念 ， 还是想读书 ， 想当大学生 ， 于是去报考了专科学校 。
那时候互联网的热浪已经席卷全球 ， 热门专业是IT ， 所有人趋之若鹜 ， 林立青的成绩排在末尾 ， 自然是没份 ， 最后只有别人选剩下的土木工程系收了他 。
冥冥之中 ， 好像一双手把林立青推向了工地 。 毕业以后 ， 他在工地当了一名监工 ， 到现在已经十年 。 监工身份让他成为最合适的观察者 。 他目睹过很多故事：劳工阶层的悲欢离散 ， 与执法部门的来回博弈 ， 还有工地上那些外籍配偶、槟榔妹、性工作者 ， 以及“看板人” ， 他们和工人一样 ， 有着相似的处境 ， 也各有各的不幸 。
他决定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经历的工地百态 。 这些文字最后集结成为《做工的人》 。
以下为林立青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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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封面 。 中国工人出版社供图
【一】
2007年 ， 22岁的我走入工地 ， 成为一名监工 。
台湾的建筑行业已经不景气很久了 ， 如果不是有别的选择 ， 谁会想当监工呢 。 我没办法 ， 我在专科学校念的专业就是土木工程 。 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 我不想离开台湾 ， 也没能进入公家单位 。
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建筑公司 ， 面试很简单 ， 问我最快什么时候能上班 ， 预期薪水是多少 ， 接着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题 ， 便告知我被录用了 。 那时候就是这样 ， 不要说监工没人愿意做 ， 就连工人都很难找 。
在工地上工作 ， 整天日晒雨淋 ， 况且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 台湾岛内的工程数量逐渐减少 ， 大型工程更是少之又少 ， 相应地 ， 工人的薪水也少得可怜 。 因此 ， 有我这样主动去应聘的就不错了 ， 对方哪还会挑 。
就这样 ， 我开始了工地生涯 ， 成为工人师傅们口中的监工“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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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青（右一）与工人们 。 图：赖小路
工人们大多年长于我 ， 并且经验老到 。 虽然我是他们的领导 ， 但在他们面前 ， 我就是个毛头小子 。
工地自有一套运行规则 ， 我很快发现 ， 专业课上所学的知识几乎失灵了 。 比如那些专业词汇 ， 工人们来自不同地区 ， 文化程度也不高 ， 基本上只知道台湾闽南语念法 ， 我正经八百地使用“国语”名称 ， 他们根本听不懂 。 比如挖土机 ， 工人一般念台湾闽南语 ， 读作“咖阿掐” 。 这不见得是我错 ， 只是不符合他们的惯常 。 师傅们不会抗拒我的指令 ， 但偶尔会向我的长官打小报告 ， 说“这个新的不行” 。
有一次 ， 我一早在通知板上写好了工人们的任务 。 下班前去检查 ， 发现有一个工人压根没动 。 他向我的主管告黑状 ， 说是我没通知 ， 主管直接臭骂了我一顿 。 后来主管看到通知板 ， 知道冤枉了我 ， 也没有道歉 。 这就是工地的处事方式 ， 直接而粗犷 ， 丝毫不讲所谓的礼数 。
所以 ， 我悟到的第一个生存技巧就是嘴甜 ， 不管面对谁 ， 我总是把“长官”“主任”挂在嘴边 。 工地上40岁以下的女工 ， 我统统叫“妹妹” ， 把人往年轻了叫绝对没错的 。 有执法部门来检查 ， 工地上难免有纰漏 ， 比如卫生、消防 ， 我会恭恭敬敬地向长官承认错误 ， 告诉他马上修正 。 有的长官是好人 ， 他会说 ， 你这样我很难办 ， 这其实是放你一马的意思 。 也有警察一来 ， 就不由分说要开罚单 ， 怎么求情也没用 。 我了解 ， 他们也有“业绩”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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