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揆情实者，如《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一文“钱东垣传”条，据《清史列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所载，东垣、绎、侗昆仲三人各撰有《孟子》疏义之书。但因历经动荡，三人之书，现已无存。不过，作者依据仅存的著述宗旨、条例，再结合钱侗早逝，所撰《方言义证》六卷曾经其次兄绎补全为《方言笺疏》十三卷之证，以为：“（钱绎、钱侗）两君所为《孟子义疏》，亦犹是也。”加上“钱东垣兄弟友于挚爱，尝同校订《郑志》、辑释《崇文总目》，东垣与侗殆无二人各著一书，相角高下之理。……余固疑东垣《解谊》与钱侗《正义》、钱绎《义疏》俱同一书，其书或钱氏昆仲共撰，或本钱侗所著，早卒，未竟其业，东垣、钱绎踵续成之”。虽不曾定论，但分析鞭辟入里，所言虽不中，亦不远矣。再如《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一文，段氏曾自言，在注《说文》之前，曾编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但作者以为这个说法颇有可疑处，作者认为：“从事理上来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誊写清本，尚未删汰录为定本，随又另起炉灶，重编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情理上也不好说。”又云：“……推测《尚书撰异》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后，翌年全书写定，将付梓人；同时又拟‘删定《说文》旧稿’，继《撰异》之后，次第付刻。而同一时间，段氏复分神另编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长编，这在情理上断无可能。”在综合以上因素之后，作者得出结论：“因此，段氏注《说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个说法应该是段氏虚构的。”段玉裁一生致力疏解《说文》，但因种种关隘，不得不故作狡狯，谰言曾撰作五百四十卷长编以证己。作者于他人无疑处生疑，爬梳文献，考订事实，复揆之以情理，以为必无此事，揭二百年无人道及之秘，颇可见其治学风貌。
四、审制度。制度向来是文献考证的重要依傍，作者浸淫学术数十年，自于制度一事烂熟胸中、游刃有余。书中亦多有以此来考实史事者，如关于马宗琏的科第、仕宦问题，根据旧有文献记载，马宗琏既已经举人大挑，已官教谕，而又应嘉庆四年礼闱。既已会试中式，而又至六年方成进士。其间究竟是何缘故？无论《清史列传》《清史稿》《桐城耆旧传》乃至《桐城扶风马氏族谱》中，都未曾言明。今据《马宗琏行年考》一文所考，知马宗琏当于乾隆六十年以四上春官不售，应该年大挑，列二等，以教谕用。而自嘉庆元年冬，朱珪调任安徽巡抚，因惜宗琏才，故仅数令其署理教职，未曾实授。《马氏族谱》《桐城耆旧传》言曾补东流教谕，非事实也。又马宗琏会试之后，史传均未言及何以未曾及时殿试。陈先生在文中则梳理贡士不与殿试的三种情况，即丁忧、因病告殿及殿举。并引李赓芸《稻香吟馆诗稿》中二诗，旁证“马氏当因复试磨勘，缮写违式而遭罚科”。马氏生平资料极为匮乏，而作者因智珠在握，旁搜远绍，于马氏既殁之后二百余年，竟能考实其生平重要关节，不得不叹服其考订之精。
学者之于著作，常常是生死以之。《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中记录，嘉庆八年冬，“《养新录》由阮元携至杭州开雕，竹汀心事已了，且自度体力渐衰，恐不久于人世……”果然，后十月之嘉庆九年十月，竹汀即辞世。《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中则言：“由于卷帙庞大，加上段氏不断增改，全书三十卷直到嘉庆二十年五月始刻毕，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说文注》全书刻成仅三四个月，所以段玉裁注《说文》可说是终生以之。”又《说文注》成，段玉裁对其弟子陈奂叹曰：“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唯待毙焉已。”之后不久，段氏即辞世。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四日寅时，一代鸿儒王念孙卒于京邸。王引之在致陈奂函中言：“先君《读书杂志》全编及余编，于前岁冬杪刻竟，先君尚幸亲见其成。”数事者何其相似！但传统社会读书人进身不易，舍却科举一道，几无他途。因此之故，沉沦下流之饱学之士往往赉志而殁，著作若不能及身付梓，往往散失。且以生计故，又常代人捉刀，而名氏翳如。作者在此书中，以极大篇幅，撰作《钱坫事迹考证》《陈鳣事迹辨证》《强项无欲武虚谷》《被遮蔽的学者》等文，将底层学者予以表彰，实无异于生死人而肉白骨，可谓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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