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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史丛考》，陈鸿森著，学生书局2019年12月出版，新台币900.00元
十几年前，因撰写博士论文的缘故，曾不自量力，试图排比高邮王氏父子书札，虽然用力甚多，但治丝愈棼，屡辍屡作，终不敢自信。偶然利用当时便利的搜索工具在网上查证，竟意外发现海峡对岸有名为陈鸿森者一篇大文：《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快读之下，不禁神往久之，感叹并世之间，竟有治学精到如此者！自此之后，便按名逐篇搜罗，每见悠然心会之处，多有浮白击节之乐。只是陈先生所撰之文，分散于两岸各类刊物，搜罗不便，常令人遗憾不已。可喜的是，陈先生自荣休以后，终于着手孴其鸿文十五篇，合并成册，名为《清代学术史丛考》，诚可谓治清代学术者无上之福音。近得新刊之书，通读一过，其中所收诸文，涉及三个方面：一则纠正已有史传、工具书记述之误；一则考辨知名学者学术及生平；一则发掘、表彰被遮蔽之学者的学术与生平。三者环环相扣，其重心都是落在学者身上，正可见作者此书的中心，就是在于人，以人为本。近十余年，清代学术成果蔚为大观。不过，正如作者在《被遮蔽的学者——朱文藻其人其学述要》一文中所作譬喻，其中大都不过是匆匆的游客，略一观览，便尔撰作旅游攻略，是否真有会心之处？概莫可知。而作者作为清代学术史这座大山中的樵夫，寝馈于此数十年，其植根既深，则所得甚丰，固有宜也。此书所收诸文，虽然之前大都曾经拜读，但此次重读，仍觉胜义纷呈，令人陶醉。其所考证者，可为定论；所标举者，可为学术史之补充。确为信今传后之佳作。作者的治学方法，无疑沿袭了乾嘉学派一脉，以实证研究为重。时至今日，不改故步，可谓不负如来，为两岸仅见之传统治学者。以我浅见，作者此书所收诸文，从方法上来讲，大概有如下数端：一、探史源；二、别版本；三、揆情实；四、审制度。
一、探史源者，不仅辨其误，且辨其所以误，引其致误之文，原原本本，读者一观便知。如《清史稿儒林传举正》一文“王鸣盛”条，考辨王鸣盛降级一事，先引王氏内弟钱大昕所撰王氏《墓志铭》及江藩《汉学师承记》，指明此即史源。又引王闿运所纂光绪《湘潭县志》卷八《罗典传》所在，指其与史传不合。复引《高宗实录》卷六零三及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吏部移文，还原王鸣盛左迁始末。不仅辨史传、钱传、江传之误，且又纠正《罗典传》传闻之讹。寥寥千字，正讹批谬、一廓史误。再如《清史稿儒林传举正》中“沈彤”一条，诸史传皆言彤曾入三礼馆，又曾与修《一统志》。作者首先厘清史源，以为其源出于沈德潜乾隆十九年所撰彤传。而至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钱林《文献徵存录》卷四彤传中，于此又踵事增华，且言彤以《三礼》书成，议叙得九品官。作者复广搜文献，以沈廷芳所撰彤《墓志》及彤致方苞函为据，证明沈彤其实未曾入三礼馆修书。又以沈彤《果堂集》卷八《题阿生斋壁》所言，判定沈彤事实上是因为短暂参与《一统志》校勘，而议叙为九品官者。
二、别版本者，如在《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一文中，作者指出：“《经义述闻》其书凡三刻，初刻本刊于嘉庆二年，不分卷，书内各条独立，不相连属，无页码，盖随就所得增刻补入也。二刻本嘉庆二十二年刊于江西，《周易》《尚书》各一卷，《毛诗》二卷，《周官》《仪礼》《大戴礼》各一卷，《礼记》《左传》各二卷，《国语》《公羊传》《谷梁传》《通说》各一卷，计十五卷，阮元为之序。三刻本则道光七年冬刊于京师寿藤书屋者，道光十年全书刻成，今通行三十二卷本即从此本出。”正是因为辨析了《经义述闻》的不同版本，所以作者能以此为基础，准确把握王氏生平的相关信息，指出前贤今人系年之误。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考《经义述闻》的刊刻情况，不仅对于这九通书札系年至关紧要，与之相关的其他王氏及友朋生平，亦可藉以判明，功莫大焉。再如武亿关于家乡偃师之金石学专著，作者经过仔细梳理，以为可分五种版本。通过版本之间的内容上的传承，以及武亿致王复函、武氏子所撰乃父《行状》，最终得出结论，现在署名为王复之《补录》，事实上应该就是武亿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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