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体上能反映我这方面的思考，如果要做补充的话，我想还可以再简单重申几点：一是呈现历史上人们应对瘟疫的经验和举措，多少可以给疫情中人们的心理带来一些慰藉，部分消解人们的紧张和恐慌情绪；二是，引入历史视野和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认识和思考人与瘟疫的关系，对现代性少一些骄傲，多一些对历史和自然敬畏；三是，要让瘟疫成为历史的推手，必须借助于人类的理性省思和批评精神，而若缺乏历史意识和历史资源，这样的省思和批评可能就难以有效展开。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叙事，而这些叙事又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的演进，历史学者积极而专业理性地参与，应该可以让这一叙事更加全面而符合实际，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到相对正面的效应。
澎湃新闻：您对中国历史上的卫生防疫机制做过详细的考察，历史的经验对我们现在建立和完善疾病防控体系有什么启示？
余新忠：我觉得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卫生防疫主要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无疑是政治的一部分，但在实践中，必须借助和立足科学和专业，才能更好地完成使命。不过在晚清民国的国家公共卫生的建设中，其表面的着眼点虽然是维护健康，但同样或者更为关注则是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实际上，卫生防疫的建设，其动因往往都不无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具有政治化的一面，甚至可以说，一些卫生事件，本身就是政治事件。这就提醒我们，卫生防疫事业的建设，虽然不可能离开政治，但应尽量避免政治化，更多依靠专业人士以专业的方式来开展工作。
第二，近代以来卫生防疫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卫生防疫是个关涉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作，仅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的医学史和医学人类学研究也已经表明，包括疫病在内的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卫生问题也不仅仅是医学和制度的问题，不单是科技所完全能解释和掌控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所以需要告别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和仅从公共卫生出发解决卫生的认知模式，应该更多地引入疫病和公共卫生的社会、文化因素，立足社会，多学科、多部门、全方位、协同式地来解决卫生防疫问题。
第三，传统时期，面对瘟疫，国家虽然往往会在仁政的名义下采取一些举措，但对疫病的救治却基本没有制度性规定，而往往鼓励民间社会展开积极的救治。而近代以来，随着国家主动的公共卫生机制的建立，民间社会的空间又被不断压缩。实际上，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社会力量，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尽管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因此如何发挥民间社会力量的作用，对于当前和未来的卫生防疫建设来说，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澎湃新闻：在上一次访谈中，您对传统中国的疫病和防疫观念做了再探讨。您提出，尤其是在隔离检疫中，“卫生”作为一种权力，可能会伤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检疫与个人自由之间的一些冲突。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防疫措施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疫情发生之后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思考？
余新忠：现代“卫生”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文化符号，无疑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对瘟疫的严格防控，必然会涉及侵害民众自由等问题，防疫和人道之间的张力，向来是防疫中令人难以抉择的困扰。不过，在传统时期，国家和社会开展的大都为“仁政”“仁爱”名义下的慈善性救疗，这一问题还不甚普遍和明显。近代以降，卫生防疫成为一种公权力强力介入的权力机制，这一问题的“难题性”无可避免地日渐凸显。现代公共卫生源于近代欧洲，与现代公共卫生相伴的是“生命政治”逐步形成，现代社会在赋予公民生命和健康等权利的同时，也给予了国家以“卫生”等名义合理合法干预生命的权力。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历史情境下，引入了现代公共卫生机制，显然难有机会和空间去细致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往往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强国保种”的角度来谈论“卫生”，而比较少从卫生的本意——个人的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卫生”建设。也就是说，在近代公共卫生的引建中，大家更关心国家的强盛和体面，而非个人的健康及其相应的权利。当然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但存在一定内在的张力大概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因此如何在当下的公共卫生建设和卫生防疫中，较好地实现两者间的平衡，可能是关涉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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