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给21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挑战，人们意识到传染病的应对不仅是医学问题，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历史研究领域，原本小众沉寂的医疗史骤然进入公众视野。《瘟疫与人》等经典医疗史书籍脱销加印，一批新作则快马加鞭印出，关于传染病历史的讨论溢出学术圈，成为公共话题。澎湃新闻推出医疗史专题“历史记疫”，探讨医疗史研究在这个时代的回响。在这篇专访中，医疗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分享了他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经历，以及他对“医疗史如何回应时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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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澎湃新闻：疫情发生之后，您作为医疗史专家经历了些什么？余新忠：17年前，我还是史学界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研究者，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会》刚刚出版，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让该书一下引起了社会的瞩目，也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些“纷扰”。这场瘟疫很快就过去了，但显然促进了当时还甚少有人关注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这自然会令我有“不幸之幸”之感。不过当时更让我感触至深的，还是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似乎被推着去感受了一回学者的社会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那段经历让我感到，基础性的历史研究是可以、也应该在理念和思想的层面上去积极感受时代的脉搏、去回应社会发展的重大关切的。
因为专业的关系，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初，我就有所留意。但我对这场疫情的认识，也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步步升级”的过程，从起初没有太担心，到最后感到震惊、焦虑甚至不可思议。只是我似乎还没来得及去更多考虑自己的情绪，便从电话、微信和邮件中接收到了很多紧急的访谈或撰文“任务”。当时我正在老家过春节，说实话，本来难得的跟家人团聚的机会被打乱，心里确实有些烦躁，不过从上一次经验逐步积累起来社会责任感，又让我觉得义不容辞，所以还是尽可能地答应了各种采访要求，而且每次都倾心尽力地将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和盘托出。
春节过后，我很快返回了天津，此后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除了网上授课和必要的日常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疫情在忙碌，比如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为国家一些部委的活动提供咨询服务，在线上进行大众公益讲座或学术讲座，完成中央交办的紧急课题，撰写学术期刊的临时约稿，等等。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研究，为社会做点事，是自己的荣幸，但这方面太多的事，打乱了我原本的研究计划，也让我颇感着急甚或焦虑。真心祈盼世界早日恢复正常。
澎湃新闻：历史学者面对公共事件，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虽然我们很难指望从历史中得到某种直接的行动指南。
余新忠：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各种各样的瘟疫，但相较于以往，今天我们对瘟疫的应对，无论在科技与医疗发展程度、专业分工和资源配置水平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确实如您所说，我们很难指望从历史中得到某种直接的行动指南。但与此同时，面对瘟疫这样的公共卫生突发应急事件，历史学又实实在在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必要。今年三月底，在和我所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本科同学就“‘史’志不渝，共抗时疫”这一主题进行线上交流时，我做了如下的发言：
瘟疫是古老的存在，通过梳理历史上的疫情，便不难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和力量：每当发生瘟疫，由疫情造成的社会恐慌因素所带来的危害往往超过疫病本身；现代化发展虽然带来了先进的医疗科技和现代卫生防疫机制，但面对瘟疫，我们依然不得不重新拾起众多历史悠久的应对举措，可见，现代化的叙事似乎遮蔽了人们去发现现实海平面之下历史的雄厚基础和力量；尽管全球化、“地球村”业已成为人们最耳熟能详且感同身受的词汇，但疫情之下，极端本位主义和以邻为壑等人性中的沉渣泛起，疾病污名化背景下的歧视与偏见泛滥成灾，显示出，在道德和价值观上，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做好互联互通、和谐共赢的准备；虽然生态文明的探究和建设，让我们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但针对自然界微寄生之一的瘟疫，我们仍然不自觉地以战胜、征服这样的话语和心态去理解和看待，显而易见，如何在内在价值观念上，抑制人类无处不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以为是，以共生共存的理念，尽力达致与致病微生物乃至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依旧任重道远。所有这一切，都在在表明，应对瘟疫，尽可能地消解瘟疫带给人类的灾难，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社会管理机制的优化，同样甚至更为需要的，还有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的重构和提升。而这正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可以着力之处，也是我们历史学人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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