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认真说起来，两家解诗，他们的功夫都不在诗内而在诗外。
以此诗为“美”的一派，立论的基础是认定这首诗诞生在西周之初的文、武盛世。可是无论以周文王还是周武王时的历史去考证，“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两句诗都无法与史实相印证。
倘若我们将这首诗设定为周文王时的作品，那文王在位的时候，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都还没有被封到营邱为侯呢，又哪儿来的“齐侯”之子？
那换一种思路，将诗中的“平王”理解为“文王”（这样一来，“平王”就得做太平之王解了），那文王之孙和齐侯之子的周、齐联姻就该发生在周武王或周成王执政时期。
可问题是，周武王的王后邑姜正是齐侯姜太公的女儿。邑姜的女儿假如嫁给姜太公的儿子，那岂不是舅舅娶了亲外甥女为妻吗？诗人又怎么可能作文歌颂一场如此荒唐的婚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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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原因，近代以来，学者们普遍不再相信诗中的“平王”是传说中的盛世明君周文王，而更愿意把他视为迁都洛邑的东周天子姬宜臼。
文王换做了平王，《何彼襛矣》就得从西周之诗变成东周之诗，从治世之诗变成衰世之诗了。《诗大序》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大序》
对于《诗经》的美刺，儒生们早将它与时代的盛衰做了机械地一一对应。美必于盛时，刺生于乱世。春秋在儒家的历史叙述中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对《何彼襛矣》这首诞生于春秋的诗歌，学者们也就顺势把它的主旨往着“乱世之音怨以怒”的方向去理解，这才有了《诗经注析》里边儿的那段评论。
表面上看，《诗经注析》是极力想要超越《毛诗序》的观点，力图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现代性”。
但其实它的解释与《毛诗序》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始终跳不出画地为牢的美刺观念，当然也就无法穿透诗句的叙述，去接近诗人的原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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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孔颖达《毛诗正义》；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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