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茨的暧昧面孔反映了传播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与挣扎。在《人的影响》（1955年）出版没几年，传播研究“枯萎”的安魂曲就已唱响，一直延续为“饥荒”与“躁动”的话语，伴随着行为主义、量化传统、缺乏知识、价值立场可疑等质疑，传播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危机话语。作为为数不多的对传播研究有持续兴趣的原哥伦比亚研究局成员，卡茨肩负着为传播研究走出短期“说服”模式限制，寻求更广阔领域突破的任务。为此，他不仅如上所述在多个领域直接进行有别于短期说服效果的经验研究，还承担着重新书写传播研究历史，以合理化更广阔传播研究路径的任务。
那么，卡茨的努力给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改变与影响，是否能使传播研究走出短期效果研究的桎梏？卡茨后来推进的经验研究与短期效果研究的差别与关联在哪，可能制约效果研究路径突破的因素又有哪些？他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变通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本文并不意在仅仅对卡茨的作品进行梳理，而是将卡茨在传播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作为美国传播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的征候，通过分析卡茨这一传播研究“活化石”，尝试将传播研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串连起来，以审视美国传播实证研究的知识路径与学科走向。
一、卡茨的三位老师
上滑
在卡茨的知识结构中，有三个人帮助完成了他的学术体系：拉扎斯菲尔德、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与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前两人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时的院系领军人物，拉氏是他的博士导师，默顿参与了卡茨的博士论文答辩；洛文塔尔则指导卡茨完成了硕士论文。对于卡茨来说，三人的影响各不相同又互相融合。拉氏对卡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应用研究体系下跨学科、多方法的融合观，默顿的影响主要在社会结构分析及对中层理论的追求，洛文塔尔的影响则主要在将社会理论的批判立场、人文主义传统与跨文化情境融入到应用研究中。这三种内容引申开来，至今也是美国传播研究的根本。
先说拉扎斯菲尔德这一“方法论家”。拉氏对方法论的追求不仅在于推动经验研究中方法技术的创新变革，还在社会科学中反映了“更广阔的包括工具和伴随着特定研究‘路径’的哲学与政治关联”。他以方法论为逻辑建立起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理想类型，不仅以对方法的不断创新作为追求意义确定性的手段，还以此形成经验研究的规范步骤与有效性。这种方法论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方法招致了米尔斯的批评：“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但是从另一侧面看，方法论决定的问题本身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不受限定性。这种问题意识发展到极致便是应用研究对学科界限的打破，以统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来面对问题。
虽然对以确定性和有效性为追求的量化研究方法的推崇毋庸置疑，但是拉氏绝不是“行为科学”与单一定量方法的倡导者。不同于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将大众舆论研究确立为与欧洲传统相分隔的美国化行为科学，拉氏认为，大众舆论研究除了“舆论集合”之外，还要考虑“传播结构”与长期形成的历史“共识的基础”；社会科学应该将经验研究与哲学思辨相结合，从而以文化人类学的路径描绘时代图景，揭示其中的运作机制。拉氏强调多样化方法以及定量定性方法融合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为的经验研究”正是定性方法拉最能清晰表现的研究领域。此外，拉氏认为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也应该互相融合，他声称：“如果在知识工作中有什么普遍基本原则的话，那应该是在没有耗尽所有建设性可能的情况下，绝不要忽略批判主义。”这样，拉氏不但以开放的问题意识形成了对跨学科研究的需求，还以对于历史分析的融合与对多种方法路径的包容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逻辑发展到极致。
相较而言，与拉扎斯菲尔德“珠联璧合”的默顿则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分析以及中层理论层面给卡茨以滋养。在1948年的关键文章中，拉氏和默顿将突显经验研究因果关系的“媒介效果”（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与强调社会结构功能色彩的“媒介结构的社会角色”（the social role of the machinery of mass media）交替使用，把媒介功能放在制度结构的背景下研究。拉氏在日后评价，默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解决了一直困扰他的结构分析与个人行动研究之间的矛盾，即通过经验行动研究“社会学的辐射”的方法，将社会学思想与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相比拉氏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传播过程中“行动”问题的关注，默顿对“小群体”的关注则带有鲜明的社会结构特征。正因此，默顿对于说服的研究将受众反应“部分建立在广阔社会结构的位置上，部分建立在对自己生活的需求上”，同时也涉及到“对媒介化社会事件与大众传播仪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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