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伊莱休·卡茨与大众传播研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演变( 四 )


但是,即使融合了多种研究路径,使用与满足研究仍然常受到未能走出功能主义效果研究路径的质疑,如有学者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与媒介功能论的确是一条道路的承继”;认为受众对于媒介的使用在带有功能主义色彩的“共同利益”与社会共识的前提之下;效果研究功能主义的鼓吹者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一语道破他所理解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本质:“虽然我们不将需要看作功能,但可能将意识到需求得到满足看作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卡茨本人也承认满足研究可以归类于赖特的“功能”面向,即使他犹犹豫豫地又以“文化”面向来表述:“(‘结构’与‘功能/文化’)两类面向并不容易分离。它们共享有限效果的思想,即媒介并非全能,受众保留着特定的力量。”
实际上,两方面的解读都没有错误。如卡茨自己所说:“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先驱主要受两个动力推动。第一已经大部分被满足的是,解决先前研究中明显的不平衡:他们认为受众需求值得与早期‘效果研究’中传播者将受众作为说服目标获得同样的重视;第二个使用与满足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将受众需求看作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中介因素。”前者强调对效果研究的突破,后者则意味着对效果研究的传承。
最先源于约瑟夫·克拉珀(Joseph Klapper)总结的“中介因素”(mediating factors)概念精确概括了1940年代以后早期效果研究的发现:“大众传播的效果通常通过中介因素显现,或者说其经常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发挥作用。”随之发展出的两个关键概念“自主选择”(self-selection/ audience selectivity)与“人的影响”(interpersonal influence)则在受众研究中被一再地“打包”与“再打包”,形成“解释摆动”(interpretive oscillations)套入不同的解释框架中。卡茨也承认正是顺接了这两个关键的“中介因素”,才得以继续推进研究:“拉扎斯菲尔德们采取了选择(selective)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作为立足点,以推进劝服研究到创新的扩散或者媒介使用与满足研究。”
学术|伊莱休·卡茨与大众传播研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演变】因此,卡茨推动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虽然是将效果研究与文化研究“搭桥”的早期尝试,但是并没有走出功能主义效果研究以“中介因素”为核心的发现。如他对满足研究过程的总结:“解码被理解成一个社会心理学过程,受众通过诸如‘身份’的阶级机制与诸如‘准社会互动’的传播相关机制进入与文本的‘谈判’中……第二步,解码被观念化为在‘阐释社区’中的人际互动过程。”受众的解码虽然吸收了社会结构的因素,但依然是在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强调中介传播变量,只能得出受众以中介因素“抵抗”传播效果的“主动受众观”的结论;不会更进一步涉及对于社会系统的整体理解。
在卡茨主编的《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中收录了利比斯对早期满足研究的代表人物赫佐格(Herta Herzog)文章的解读。赫佐格在1940年代围绕“为什么人们要听(广播节目)”这一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对于节目受众的满足研究,使用精神分析、功利主义与文学的策略解读受众动机,从而得出了与后期使用与满足“主动受众”说截然不同的结论——“赫佐格并未给出对受众或其理性的支持性图景……而后者正是今日受众研究常有的。”不仅赫佐格的研究,1940年代围绕受众使用媒介原因的诸多研究都采用了更多元的学术传统和方法,其中有些研究者不乏通常被看作是批判学者的人物。然而许多研究传统与方法都在卡茨主导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历史中被视而不见了。
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都承认在卡茨之后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是不同于“早期使用与满足研究”的“一个起点”,其不同之处正在于卡茨等人所推进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属于功能分析的范畴,并试图将早期多元的研究路径与方法都纳入功能分析中。
利文斯顿曾将卡茨把功能主义效果研究与受众满足研究这两个在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眼中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相联结的行为称作“搭桥”(bridge-building)。借用这一形象的说法,在使用与满足研究之后,卡茨的“搭桥”努力没有停止,“主动受众观”延续在后期的一系列研究上。他还试图将效果研究、受众研究、文化研究的鸿沟抹平,伴随着大众传播在美国作为一门独立建制化学科兴起的过程,也使“传播学”将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搭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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