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与商榷】
王阳明虽集学术与事功于一身，但却命运多舛，他去世后，朝廷对其“盖棺定论”，部分承认其事功，却全面否定其学术，直指为“邪说”：“免追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为此，阳明弟子、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上疏为老师鸣不平，不仅力颂王阳明“四大功”，并且将其学术概括为“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亲民”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既是其对心学的重要贡献，也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的重要特征，体现着王阳明一生的执政理念。
1. 王学“三大要”
黄绾所说的王阳明学说“三大要”，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些不同，没有人们所熟知的“心即理”，却突出了被大家忽略的“亲民”。黄绾这样概括，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亲民”，都是王阳明对前贤学说的继承，但都在“成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合和推进，并重新予以界定。
如“致良知”，是将孔子的“致知”、孟子的“良知”进行整合，特别提出，“良知”人皆有之，但不能“致”耳，故有“致良知”之说，视为自己“一生之精神”。又如“知行合一”，是由《易经》的“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演绎而来，虽然黄绾的解释是“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但王阳明一面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一面将“知”定义为“良知”，从而对《易经》本意作出重大修正。“亲民”虽然出自《大学》“旧本”，却同样是王阳明对程朱“新民”说的修正，更是挑战程朱学说的基点，并且给予了全新阐释。
相对而言，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尽人皆知。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实为“心即理”之翻版。所以，在王阳明自己的著述中，一般只用简捷明了的“心即理”，而不用龙场所悟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对“心即理”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此心在物则为理”，不但将“心即理”改造为“修己”与“实用”并重，而且通过自己的实践，将“心学”诠释为“实用之学”。但是，由于“心即理”已经深入人心，王阳明并无新的命题将其取代，所以后人将“心学”称为“陆王心学”，黄绾也不将“心即理”归于王学之“要”。
从学术层次来说，王学“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皆由“心即理”而出，与“心即理”并不在一个层面。“三大要”既以“心即理”为基础，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王学整体。
虽然王阳明称“致良知”是其“一生之精神”，后人多将“知行合一”视为其思想的核心，但在王阳明自己看来，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都是为着“亲民”，并特别提出“政在亲民”。可以说，“亲民”“政在亲民”，实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但却往往为后人所忽略。
2. 从学术命题到执政理念
王学的形成，既产生于对陆学的继承，更产生于对朱学的质疑。程颐、朱熹将《大学》视为为学之“初阶”，作为一切学术的基础，而王阳明对朱学的质疑，正是从朱熹所注《大学》开始。
徐爱等人整理的王门“论语”——《传习录》，首列王阳明的“亲民”之说。《大学》的开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徐爱问王阳明，程颐、朱熹都说，此处的“亲民”，当为“新民”。《大学》后文，有“作新民”之文，此为所据。先生以为当据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王阳明回答，程朱说“亲民”应为“新民”，实属望文生义。《大学》后文之“作新民”，和此处之“在亲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大学》后文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皆是“亲”字之意。在他看来，程颐将《大学》的“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不仅沿用这一阐释，而且任意分割原文，杂以己意，实将人引入歧途。后来，徐爱经过反复切磋、反复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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