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揭示出“致良知”这个“一生之精神”后，王阳明就比较少说“知行合一”了，因为“致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涵盖了“知行合一”，使“知行合一”从根本上区别于“格物致知”。而王阳明的学说，也只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有了“致良知”，不但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也使“亲民”在“王学”中的地位清晰起来：“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大学问》)
有学生向王阳明“问政与学之要”，王阳明明确指出，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良知与亲民本为一体：“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书朱子礼卷》)“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的“体”与“用”的关系，“体”不立，则“用”不端；“用”不行，则“体”不显。作为“体”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与作为“用”“末”的“亲民”“政在亲民”，“本为一事”，是一个整体，如树之干和树之梢，并无轻重之分。明明德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明明德，致良知的目的是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体现出致良知(《大学问》)。
所以，在王学“三大要”中，“致良知”为体，“亲民”为用，体、用本为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与“致良知”一样，“知行合一”为的也是“亲民”。否则，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作者：方志远，系江西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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