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王学要义所在】王阳明通过徐爱等弟子及《传习录》，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即“仁之”，“亲民”也就是“仁者爱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大学》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学》中的“亲民”。另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爱民”、安百姓，就是关心百姓的生计疾苦。王阳明特别告诫徐爱：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如果只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层面；既有“明明德”，又“亲民”，这才是孔子的主张。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区别。
“亲民”还是“新民”，既是王学和朱学的学术分歧，也是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歧。应该说，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是既主张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即“养民”，也关心民众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个处于第一位、哪个处于第二位，却关系到执政理念的不同。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学说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问题。王阳明及王学首先关心的是“物质”，是“养民”，故有“亲民”之说；程朱及朱学首先关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说。
所以，“亲民”二字一经提出，既是王阳明学术的重要命题，被黄绾列入王学“三大要”之一，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其一生的执政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在亲民”，持续向其入仕的弟子们灌输，督促他们加以践行。
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是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期间的弟子，曾向老师请教“为政之要”，王阳明回答：“政在亲民。”为政无他，只在“亲民”二字。南大吉大悟：“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当即将自己听政之堂取名为“亲民堂”，王阳明为此撰写“亲民堂记”，以示鼓励(《亲民堂记》)。弟子赵孟立为湖广辰州判官，行前问政于老师，王阳明还是两个字，“亲民”：“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书赵孟立卷》)天下之不治，正是因为“亲民之学不明”。学生季本为广东揭阳县主簿，开诚心、布公道，立乡约以教民，王阳明大加赞扬：“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
3. “三大要”的“体”与“用”
晚年赋闲绍兴，王阳明根据弟子们的提问系统讲述自己对《大学》的认识，成《大学问》即《大学或问》一篇，被称为“师门之教典”。在这个《大学问》中，王阳明全面梳理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也理清了“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三大要”的内在关系。
在王学“三大要”中，最早提出的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自称：“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但是，为何中原的士大夫难以接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既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更因为王阳明自己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前，并没有明确“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揭示出“知行合一”的灵魂或真谛。
那么，“知行合一”灵魂或真谛是什么？关键在于对“知”的理解。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给学生陆澄的信中，王阳明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阐释：“《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与陆原静(澄)二》)“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是“此心之本体”，这才是其核心或灵魂；“知行合一”的“行”，是“致”，是达到“良知”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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