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自然”非第一义谛乎？
老子谓“道法自然”，以自然为终极法则。佛教则主张万物皆由因缘而成。北周甄鸾作《笑道论》，认为佛教与道教的主要区别就是“佛者以因缘为宗，道以自然为义”。（《广弘明集》卷九。）
南北朝以至隋唐，佛教徒对“自然”之说多有批判：或认为“自然”可推导出自然命定论或自然无因论，不符合因果报应学说；或认为自然与修学是矛盾的，因而提倡自然会导致空谈而无实践；或认为自然说会导致人们造作恶业（自然作恶），而不加计较。（参见圣凯《六朝隋唐佛教对道教“自然”说的批判》，载《哲学动态》2016年第7期。）
但事实上，自南北朝以来，道教大量吸取佛教思想，二者在教义上的许多界限都变得模糊了。道家的“自然”概念也被一些道教学者作了新的阐释，使之与佛教的因缘说不再冲突。
初唐道士孟安排在《道教义枢》卷八中引《玄门大义》说：“自然者，本无自性，有何作者？作者既无，复有何法？此则无自无他，无物无我，岂得定执以为常计？绝待自然，宜治此也。”所谓“本无自性”的说法，显然是依据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万物既无自性，也就没有真正的自、他与物、我。因此，“自然”就是“绝待”，既不待自，亦不待他，因这自与他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这样，“自然”不再是“自己如此”的意思，而是对万物缘起性空之实相的称谓。
孟安排在引述了《玄门大义》对“自然”的解释后，明确指出：“示因缘者，强名自然，假设为教。故自是不自之自，然是不然之然。”这就是说，“自然”其实并不是指万物自己如此，而只不过是用以显示“因缘”的语言工具而已。
北宋王安石在解释《老子》“道法自然”一语时，也把自然与因缘联系起来。他说：“盖自然者，犹不免乎有因有缘矣。”（蒙文通辑《王介甫〈老子注〉佚文》）看来王安石是将“自然”理解为“由自己而然”，也就是自因自缘，故他说自然未脱离因缘。
与孟安排相比较，王安石是根据“自然”的原始意义，将之从属于“因缘”，而不是像孟安排那样，通过转换“自然”之本义而将之曲解为“因缘”。
王安石与孟安排之观点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孟安排视因缘说为终极真理，而王安石则否定因缘说为终极真理。他认为“非因非缘，亦非自然”才是万物之实相。
我们先讲一段历史故事。
宋徽宗深受道家“因其自然”思想的影响，在治国问题上一再强调“因其固然，付之自尔”。（《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卷一）其实质就是对大臣忠奸不辨，对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置之不管。宋徽宗认为，古代圣王就是这样治国的。他说：“尧之举舜而用鲧，几是矣。”（同上）其大臣江澂疏释说：“因其固然，无所决择，付之自尔，无所去取，遣息众累而冥于无有，夫何容心哉？若舜之聪明文思，尧非不闻也，必待师锡而后举之。若鲧之方命圯族，尧非不知也，亦因众举姑以用之。盖圣人无心，因物为心，则舜不得不举，鲧不得不用也。”（《道德真经疏义》卷一）这就是说，尧明知舜之贤，也不去主动提拔他，必须等到众人举荐他，才加以任命；明知鲧没有治水的才能，因为有众人的举荐，所以也就顺从众人而派他去治水。这实际上意味着，大臣中哪一派势力占上风，就听哪一派的，而丝毫不考虑其对与错。
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尧任命鲧治水，是一个失败的决策，后世帝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而宋徽宗则把它作为古代帝王实践“因其自然”的治国原则的典范。在宋徽宗眼里，只要他做到“因其自然”，就是一个好皇帝，而他所“因”的“自然”（即大臣们的各种行为）是好是坏，他不需要去分辨。由此而造成的各种后果，他也不用放在心上。也就是说，他对天下治乱采取了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善恶不加分辨，事实上是促进恶的势力的发展。宋徽宗以“因其自然”的理论治理天下，其结果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最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不知道宋徽宗在做了金人的俘虏以后，对其治国理念是否有所反省？据说，他在金人的“五国城”里才开始读儒家经典《春秋》，读完后感慨道：早读此书，不至于此。看来，他终于意识到：治国不能完全“因其自然”，而应该明辨是非、赏善罚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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